广东省饶平县，实在是既不富饶，也非平原。杨浚哲牧师就生在那里的僻乡。年纪稍长，他就立志向学，并离家往外发展。在汕头读书后，学了一些现代知识，一颗飞扬的心，更想远行。十四岁就往上海，在那繁华都市里的一间商店工作。不过一年，在十五岁那年的春天，再转台湾，经过香港，在同年末，去了荷属爪哇的泗水，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作记者。
在那里，赵柳塘牧师找上了十六岁的杨弟兄，劝他奉献作传道。不过，他虽然生在基督教的家庭，却未信主重生。
一位苏格兰宣教士宾为霖 (William Burns) ，在潮汕撒下福音的种子。那是上一代的事。但神自己引导他拣选的仆人，不仅重生得救，还奉献自己，于1930 年，进入了梧州建道神学院的门受造就。仅一年多，翟辅民牧师即派他往越南工作。
杨牧师经历奇妙，他的性向，也有些与众不同。
从他早年的外向发展，可见他不固执守成。翟辅民牧师派他去越南宣道，他就欣然就道南行。才二十岁，翟牧师托付他主编 圣经报 ，他就北上到上海。他本来想终生作文字工作，但因为水土不服，患病严重，一年后，只得南下到广西牧会。
杨牧师一生只在两个教会长期服事。一是广西柳州的宣道会，并任建道神学院监督，华人宣道会联会主席；共在宣道会工作十八年之久。后是香港九龙尖沙咀潮语生命堂牧师，前后约三十年；退休以后，仍然是荣誉牧师。
他任港九培灵研经会的主席，先后达四十八年之久，不仅是任期最长的，而且超过该会七十五年历史的一半；并且每年都有进步，凭信心工作，经费从不缺乏，到会人数增多。他接任福音文宣社的董事长兼社长，也有十年之久。可见其事奉的忠心恒毅，绝不是为了搭桥登阶，见异思迁。他任事认真，绝不作挂名的差事。事实上，基督徒自己求名，甚至嫉妒别人，是最不像基督的事。
杨牧师不是只逢迎领袖，效忠宗派的人。他讨主的喜悦，服事主的教会，有宽大的心，愿意与人和睦，凡主内的肢体，都能协和同工。
这个汕头人，多年服事汕头教会，却全不是“山头主义”的作风，关怀教会间的共同事工。
在香港，他倡导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基督教兴学会，都是各宗派合作的工作，并且能够藉一同工作而促进合作。港九培灵研经会，更是如此。所约请的讲员，服务的职员，都是来自不同的教会，而能谐和同工，没有争执，是不容易的事，也是美好的见证。
不过，在另一方面，合一不是合污。杨牧师注重圣洁，如果有不合真理，违背道德的事，他绝不容忍，不顾情面，立即指明，绝不结合营私，党同伐异。
杨牧师出身并非富裕，后来在南洋，由从事报业而经商，常有应酬，生活难以检点；但皈主后，则一改前非，对自己非常节俭，持身甚严，从不浪费。先则历经战乱，流离播迁，艰苦备尝；婚后育有胜世，胜魔，胜己三位公子，蓄妻育子，需要极端节约才免于捉襟见肘。及至逃难到香港，所服事的教会，既然没有宗派，也就没有制度，对于牧者的敬奉，甚为菲薄；他又不愿师母出外就业，要持家并助理教会，要照顾孩子们读书，其艰难殊不易想像。而主的仆人，自不是曳裾豪富之门，希求施舍的人；幸赖主的眷顾怜悯，三位公子靠奖学金读书，并兼作工，都能够完成学业，长公子胜世，并全职事奉主。不过，所经的道路，是十分刻苦的。
但他对朋友则慷慨，不愿因经济拮据而羞辱主名。香港地居东南亚交通枢纽，来往朋友同工，即使不仰望接济，也需要招待，所费自然不少。他的儿子们，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午餐所带的是便宜的饼干碎。他的西装，穿到退休十余年后而不予退休。他每年自美国往香港，主持培灵会，总是自费搭乘三等飞机；几年前，我劝老人家改乘二等，他应允而不肯实践；到他九十高龄，我说：“再也不可乘拥挤辛苦的三等票位了。”他应承了。但到回来以后问他，他依然是坐三等如故，而执不肯改。在此之外，杨牧师自早年即致力写作，成书约四十本之多，除少数有人奉献印刷费用之外，多数要自己筹措费用出版。华人教会的书，不像洋人可以销售百万，收入浩钜，常需要作者贴补。杨牧师都看作是主的托付，不计收入戋戋，而慷慨奉献多多。这证明他相信主和主的应许，积财于天，克己的精神可佩，在地上给教会留下相当丰富的智慧财产，真是“虽然死了，仍然说话”。
杨浚哲牧师承受了三位神仆人的“灵统” — 像肉身的血统一样，比长期的效法更深，不是有意的模仿，却型铸一个人的性格：在文宣圣工方面，承继了翟辅民；在培灵方面，承继了赵柳塘；在教育方面，承继了刘福群。
如果问：这些不同的性向，怎会统一？这是因为他性情中庸，能够融会贯通，诚实没有虚假；绝不是作两面人，行不顾言，而给华人教会作美好的模楷。
杨浚哲牧师在 1912 年十一月十日，生于广东省潮属饶平县柘林乡；于2003 年四月十三日凌晨，在美国旧金山寓所离世，到他所爱所事奉七十多年的主那里，领受他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