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基督徒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临终前曾留有三份遗嘱，即著名的《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但1925年3月11日中山先生临终前，于病榻上还曾对他的家属和挚友们口授了他的“第四份遗嘱”——《一个基督徒的遗嘱》：
“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战斗40余年，尔等亦当如是战斗，更当信靠上帝。”
这两段话，体现了一个同样的中心内容，即孙中山先生自认是一名基督徒，受神的命来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势力的“罪恶之魔”开战，希望人们继承他的事业，继续奋斗，以求革命最后成功。
孙中山先生的这份遗嘱是由从事孙中山与基督教研究多年的舒波先生提供的，并得到了台湾“国父纪念馆”的认证，并已发表于台湾《国父纪念馆馆讯》1995年第五期上。
（摘自1997年3月21日《广州日报》之《孙中山的“第四遗嘱”》）
1883年，他正18岁就受了浸。以后的生活，都与基督信仰结合着。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为了向人们宣告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说道：“我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乃完全依赖神的恩助。”
孙中山先生于1896年，当时他31岁，在英国遇难，被诱骗而囚禁在中国使馆里，满清政府打算秘密送他回国处决。这时，他恳求神帮助。神安排了他的老师助他得脱大难。
孙中山在伦敦脱险后给香港友人区凤墀的信中记述了他被清政府驻英公使绑架及脱险经过：
“启者: 弟被诱擒于伦顿，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船已赁备，惟候机宜。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关头尽在能传消息于外与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传递食物各件。然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我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次早他入房中，适防守偶疏，得乘间与他关说，果得允肯。然此时笔墨纸料俱被搜去，幸前时将名帖写定数言未曾搜出，即交此传出外与简地利、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而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他等初一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运往别处。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想香港当时亦必传扬其事。伦顿几乎鼓噪，有街坊欲号召人拆平清使衙门者。沙候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则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馆始惧而放我。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臧，虽清虏阴谋，终无我何，适足以扬其无道残暴而已，虏朝之名从兹尽丧矣! 弟现拟暂住数月，以交此地贤豪。弟遭此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中午，病逝于北京。他要求用基督教的仪式殡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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