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信仰

　　诚然，确实有些所谓“科学论点”与圣经不符。对此我深信错不在圣经，而在于那些“科 学论点”。倘假以时日，待科学进一步发展之后，将会证明经得起时间和事实考验的是圣经。 很多轰动一时的“科学论点”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过客。基督徒无须回避任何事实，并深信世间 一切真正的学问，包括真正的科学在内，绝不会与与神的话违背。例如，究竟是神造人还是从 猿到人？达尔文当年环游世界，在新标本的搜集和观察方面有其收获，但他的进化学说则只是 一种片面的推测。他并没有举出任何可信的证据来证实他的理论，所以严格说来，那并不是真 正的科学，更不是客观事实。在现实生物世界中，人们所看到的普遍现象是“各从其类”，所 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无例外，并没有任何人看到过进化。进化论者说，这是因为人 的寿命太短暂，所以看不到。倘使如此，则至少在化石记录中也应当找到进化的证据。然而从 地质古生物学上看，各种生物的出现大都是突然的，而且一个物种出现以后，常保持千百万年 稳定不变，同样看不到由一个物种逐渐转变为另一新物种的“进化”过程。各种典型物种的化 石标本多如牛毛，数以亿万计；而所谓“过渡型”化石标本却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何以如 此？达尔文坦承他没有满意的解释，但却又说，这是因为化石记录尚不够完整之故。他预期日 后地质勘察普及之后，定将发现不可胜数的大量过渡型化石。然而一百多年过去，陆地海洋勘 察殆遍，他所预期的大量过渡型化石却依然杳如黄鹤。原来寥寥无几的“过渡型”标本，反倒 渐次被事实否定了。

　　进化论者所最常标榜的过渡型化石标本有三种。最主要的是所谓“始 祖鸟”。这是一种既有羽毛和翅膀，又有颌骨和牙齿的动物化石。进化论者认为它是由爬虫向 鸟类进化的过渡形态，是所有现代鸟类的祖先。但这仅是一种推测，并无具体证据。鸟类学权 威韦伦豪夫在1990年的评述中说，根本无法确定始祖鸟是否是现代鸟类的祖先。如果始祖鸟果 真是爬虫类与鸟类之间的过渡形态，那么它的羽毛翅膀（不同于膜翅）就应比鸟类更原始、更 不成熟，否则，它与鸟类有何区别？它的颌骨和牙齿就应显示退化趋向，否则，又怎能发展为 鸟类的口器？（现代鸟类都没有牙齿，而有胃沙囊）。但始祖鸟的翅膀、颌骨和牙齿俱表现为 成熟器官，有良好的功能。这说明它不是一种过渡形态，只是一种古代曾经存在，后来灭绝的 异态鸟类而已。何况，现代鸟类之体型和习性差别极大，一个形貌怪异的始祖鸟如何进化为如 此多种多样的现代鸟类？其间又应有多少过渡形态？但在化石记录中这类遗迹却是一概缺如。进化论者对此没有任何可信的解释。大致与始祖鸟同时，只比始祖鸟略晚的鸟化石是一种 潜水鸟，是已经相当特化的典型鸟类，极不可能直接从始祖鸟进化而来。据最近报导（1996）， 中国科学家在辽宁北票地区发现了一个远古鸟类化石，命名为“辽宁鸟”。其体形像现代南方 的翠鸟，有修长而发达的翅膀和较大的脚爪，并且有龙骨突─现代鸟类高超飞行能力的特徵。 “辽宁鸟”生活于一亿四千万年前的晚侏罗纪，和始祖鸟同时，但它的形态特徵却比始祖鸟 更接近现代鸟类，证明始祖鸟并不是现代鸟类的祖先，而只是鸟类的一个旁支。由“辽宁鸟” 如此现代化的特徵推断，鸟类的出现应该在早侏罗纪甚至晚三叠纪时期（二亿二千万年前）， 亦即与恐龙出现的年代相同。这一发现否定了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认为鸟类是由爬虫类进化而 来的观点。

　　另一个所谓过渡型的例子是马的化石系列。进化论者说，体型高大，单趾的现代马是由 第三世纪时期大小如狗的三趾“始祖马”进化而来。这是进化论课本上的典型示范材料。但 所谓“始祖马”的形态和马有很大差别，是否属于马类大成疑问。在最初命名时就曾把它列 为蹄兔类，它很可能就是一种绝种的蹄兔。这些“马”的化石分布广阔，散见于新生代地层 的相近层位，它们的出现和消失并不符合进化的顺序。这说明它们只是曾经在相近时间内广 泛存在的不同动物，彼此之间并无承先启后的过渡关系。所谓“马”的化石系列主要发现于 美洲，如果进化之说属实，美洲就应有最多的现代马。但奇怪的是美洲却没有现代马的踪影 。进化论者对此也没有合理的的解释（现在新大陆的马类都是十六世纪西班牙人由欧洲运进 的。）

　　第三个过渡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猿人”。然而人们所发现的猿人化石实际 上不是猿，便是人，并没有介于猿与人之间的东西。例如发现于法国南部的克罗马猿人早已 被确认为现代人。发现于德国西部的尼安德塔人化石，当时经大病理家威尔休鉴定，也确认 为是现代人的头骨，但因风湿病和佝偻病而发生变形。后来在法国和欧洲各地及中东等地区 又发现了一些类似的化石，均统称为尼安德塔人。这些化石的外观与现代人确有相当差别。 在发现之初，人们反应过度，过份强调了这些差别，甚至视为猿的特徵。其实现代人彼此之 间差别也很显著，而这些差别在人与猿的监别上并无意义。经过冷静的思考之后，人们终于 认识到尼安德塔人与现代人并无本质上的分别。著名的进化论者道勃仁斯基（T. Dobzhensky） 也承认，“尼安德塔人和我们其实是同一种人”。1985年发现于非洲肯尼亚的化石，其大小 和姿势都与人相同，只是脑量较小。但脑容量与智力并无绝对的关联。现代人的脑容量平均 为1500毫升，但个体差别很大。例如拿破仑的脑容量不足1300毫升，而俄国文豪屠格涅夫的 脑容量则为2600毫升，迄今所知最大的脑容量3100毫升却属于一个白疑。非洲直立人的脑容 量仍在现代人的正常变差范围内。人和猿的差别并不仅在于脑容量。二者在灵性与智慧上的 差别不是只用脑容量就可以解释的。

　　对于人类的起源，迄今进化论者的观点仍是一片混乱，了无共识。在达尔文思潮的影响下， 寻找人与猿之间的中介环节成为一时的时尚，各国学者闻风景从，寻找“猿人”化石纷纷出土。 英国初出土了“皮尔当人”，美国出土了“尼布拉斯加人”，印尼出土了“爪哇人”，中国出 土了“北京人”等等。近年来多数进化论者则认为人类是由非洲的古猿进化而来。“分子钟” 学说的提出者威尔逊根据只与女性遗传有关的线粒体DNA研究得出结论：所有现代人类都是二 十万年前一个非洲女人的后代。芝加哥大学等院校的学者则根据只与男性有关的Ｙ染色体分子 研究，认为所有现代人类都起源于十八万年前一个非洲男人。最近英国方面的研究则认为这个 年代只有七千五百年至六万年。一大堆互相矛盾的说词倒底谁是谁非？当然它们不可能全部正 确，最多只能有一种说词成立，其余都是虚话。但更可能它们全部都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因为进化论者从来都不是客观地让事实来检验进化学说到底正确与否，而是首先认定进化论乃 是天经地义，进而断定人类的祖先必定是猿猴，然后根据这个前提下寻找“猿人”的证据。凡 是与此前提不符合的发现都一概视为无效而予以抹杀。这样，当一些人执意要为他们所预先认 定的“猿人”祖先寻求证据时，这些“证据”就迟早会找到，但其可信性就不问可知了。有些 “猿人”化石实系指鹿为马；有些则根本就是伪造的。自达尔文主义提出以后，只要有人发现 “猿人”化石，便可立即名满天下，名利所在，何所不为？例如著名的“猿人”标本“皮尔当 人”就是一个蓄意制造的骗局。皮尔当人自发现之初，就被大英博物馆严加保护，以防止“不 友善”的检验，并用以左右公众舆论达四十年之久。最后经用氟测定法检验，终于证实是现代 人的头骨，曾被人以铬盐染色、并重新埋入地下，以使之貌似远古的化石。与之拼凑在一起的 颌骨则纯属猿类。此事何人所为？却始终无人承认。

　　进化论者急于证明从猿到人的理论，饥不择食，常闹出荒唐的笑话。例如，1922年有人 在美国尼布拉斯加州发现了一个异样的牙齿，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为猿人的牙齿，甚至作为人 类进化的证据列为1925年的科学要闻。这便是所谓“尼布拉斯加人”的全部证据。当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奥斯本就曾 以上述“皮尔当人”和这个“尼布拉斯加人”为证据，大肆鼓吹进化论并攻击创造论。但五年 后全副骨骼出土，证实不过是一种绝种的野猪。

　　“猿人”标本“爪哇人”的发现者荷兰人杜波依斯则从起初便是怀着寻找猿人化石的企 图去印尼的。后来他在那里果然如愿以偿，在一处河谷中发现了“猿人」的头骨和股骨，并 命名为“爪哇人”。杜氏因此一举成名，但他的猿人之说却没有获得公认。人们或视之为猿 ，或视之为人，惟独不认为是“猿人””。杜氏愤恚之余，便将他的标本深锁匮中，坚拒他人 再进行复查，甚至不惜为此与人龃龉不睦。直到晚年时，他终于承认那块头骨实乃属于一种 长臂巨猿，股骨则属于人类。杜氏自此以后即坚持这一观点，直到1940年去世，至死不渝。 (e)杜氏前此虽有误解，但卒能改之，且至终不悔，亦不失为性情中人。与皮尔当人之作伪者 及某些固执偏见者相比，善亦大焉。 另一个所谓“猿人”标本“北京人”，近来也逐渐被认 定为现代人。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地质学者裴文中在中药“龙骨」中发现了人类的牙齿化石， 于是循“龙骨”的来源追溯到北京西南方周口店的龙骨山，并在该处发现了另一些化石。北 京协和医学院的步达生博士对这些标本作了监定。步氏是个进化论者，他受“爪哇人”出土 的影响，认定这也是一个类似“猿人”，并命名为“北京人”。但因这些标本只是一颗牙齿 、半截股骨和一块头盖骨的残片，资料很不完整，所以步氏的结论甚是主观。这些标本不幸 又在抗日战争中遗失，就更是无可查考了。后来在龙骨山又发掘出十五个头骨和十一块下颌 骨，经魏敦瑞等研究，认为它们更像现代人。在同一地点竟有如此多头骨出土，却没有发现 其他长骨，而且所有这些头骨都有曾遭重击的痕迹，实在很不寻常。何以如此？据推测应有 两种可能：（一）这些“北京人”可能是被人类猎杀的猿，其头颅被猎人保存以炫耀狩猎成 绩；（二）这些“北京人”是被它们的同类所杀，头颅被当作战利品陈列。猿类是不会有这 种行为的，只有人类才会这样做。在上述第一种可能中，“北京人”是猿；在第二种可能中 则是真正的人，都不是“猿人”。“北京人”的脑容量最大者近1200毫升，这已是现代人的 脑容量，故一般认为第二说较为可信。 当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在东太平洋赤道上， 距南美大陆约一千公里，属厄瓜多尔）考察时，发现这些岛上的雀类毛色、体型虽大致相似 ，但喙部的形态却有所不同，共有十三种之多。他认为这是因为各个岛上的生态条件不同， 自然选择作用促使这些雀类向不同方向演化所致。以此为起点，他逐步发展出“进化”的观 念。但据现今学者研究，发现这些岛上的生态差异实在不足以使这些雀类发生这些变化。这 些变化的真正原因乃是这些雀类只能进行隔离繁殖所致。一些南美大陆的雀类偶然被强风吹 送到这些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这里是块处女地，容许它们迅速繁殖。但是它们的基因库（雀 群总体基因内涵）很小，稳定作用薄弱，故其后代极易分化。该处大小数十个岛屿，大部份 岛屿之间都有辽阔的海域，对不喜远飞的雀类而言，无疑是相当大的障碍，若无重大诱因， 它们就不会大举越海迁移。这样，各岛的雀群就被分隔为更小的群体，因而更容易产生变态。 这是小群体生物繁殖的必然趋势，并非由于生态条件不同所致。各个孤立的小群体即使生活 于完全相同的环境，也会产生不同的特化变态，但却与进化无关。达尔文当时没有现今的遗 传学知识，他不能正确理解这些现象的本质，因而产生了进化的误解。现今我们已经认识了 事实真相，为什么还要沿袭达尔文的错误观念？然而有些人仍然不愿放弃进化学说，原因是 百余年来进化论已经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庞大体系，牵连着太多人的现实利益，盘根错节， 积重难返。如果放弃进化论，很多人将无以为业，进化论者绝不容许其既得利益受到挑战。 何况放弃进化论就得承认创造论，也就必须承认创造者的存在。这对那些不肯承认有神的人 ，就成了一个无法面对的难题，所以他们宁可将错就错，我行我素。但这已经与科学无关， 而成为良心与道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