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相信且教导，唯有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即使它是藉著人写成的，但是最终的作者是全能的上帝。这个说法并非教会杜撰，而是圣经本身的主张。
“惟有主的道是永恒的”（彼前一：25）；“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提后三16）；“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后一：21）。
仅在旧约圣经，就有二千次以上说到这样的话：“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以及“耶和华说”。再者圣经宣称它是上帝话语和作为的记录；这样圣经视它本身为上帝的话。
单以圣经自我宣称是上帝的话，并不能证明它就是如此，因为其它的一些书，也有类似的说法。但不同的是，圣经包括令人情服的确据，证明它是上帝的话。
有一个原因可说明圣经不同于其它的书，就是它的一致性。虽然这本书是由人写成，但它的一致性说明它是出于全能者的手。圣经是经过一千五百年，由四十多位不同作者所写成。这些作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约书亚（一个军事将领），但以理（一位首相），彼得（渔夫）和尼希米（酒政）。
各卷书的作者写于不同的地方，如旷野（摩西）、监狱（保罗）、放逐的拔摩海岛（约翰）。圣经写作地点含盖了三大洲（亚洲、非洲、欧洲），由三种不同语言写成（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
圣经内容涉及许多引起争论的主题，但是圣经是一致的。从头到尾，有一个明显的主题，说到上帝对人类的拯救计划。这个拯救是藉着耶稣基督（约十四：6）。耶稣自己见证祂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约五：39，46，47）
另一处，“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廿四：27，参考路廿四：44）
旧约是预备（赛四十：3），福音书是显明（约一：29），使徒行传是传扬（徒一：8），书信加以解释（西一：27），启示录是成就（启一：7）。圣经都是说到耶稣。
整本圣经是一致的，每一部分需要其它部分来成全。亚布莱特博士（W.F.Albright）这样说：“对新约作者来说，希伯来旧约就是圣经，并且他们就是先知的直接继承人。因此，若不承认新约的目的是补充和解释希伯来旧约，就不可能了解新约。
“任何想回到基督教根源的企图，若不接受整本圣经作为我们的指引，便注定要失败。”
为了避免叫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希奇，我们愿意给你这个挑战。从你四周找出十个人，有相同教育背景，都说一样的语言，都来自相同的文化，然后将他们分开，要他们仅针对一个易引起争论的题目，如人生的意义，写出自己的看法。
当他们写完后，比较一下十个作者的结论。他们彼此是否都一致？当然不是。但是圣经不只包括十个作者，而是四十个。它不是在一个世代完成，而是经过一千五百年；作者没有相同的教育、文化和语言；教育有很大的差异，文化有许多的不同，来自三大洲和三种语言；并且不只写一个题目而是数以百计。
然而圣经却有一致性，完全的和谐，这不是巧合或串通所能解释的。圣经的一致性强而有力地证明它是神所默示的。
支持圣经是上帝的话，其理由有许多，圣经的一致性，是其中之一。其他能详细解主的是早期教会的见证；历史和考古学的见证；以及历世历代生命被改变的见证，以上所说的只是一小部分。
这些因素导致伟大的考古学家亚布莱特总结说：“圣经在内容上超乎所有早期的宗教文学；其信息的直接单一性和诉诸各个时代、地区之人的广泛性，亦超乎所有后来的文学之上。”（《基督徒世纪》，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圣经是奇特的，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的书有这样的信誉，能与其相比。“英国有两本书，圣经和莎士比亚。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而圣经却缔造了英国。”（雨果）
一般有个误解，圣经的经文，并未照最初写成的方式传给我们。在教会历史中，常有热心的修道士更改圣经经文。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因一个被更改的经文，将严重破坏记载的可信度。
如布如斯（F F BRUCE）所说：“历史上‘一次即成’的基督教，与别的宗教哲学系统，大不相同。这些宗教哲学系统，并未和任何特别的时间相关连。这使得声称是记载启示的经文的可靠性，成了最重要的问题。”
幸好这问题的证据并不缺乏。有三种不同形式的证据，用来评估新约圣经。它们是希腊文抄本，新约翻译的不同版本，以及教父的著作。
新约原文是希腊文。在十五世纪印刷术发明以前，所有的书都是用手传抄的，一份手写的稿本称为抄本。现在有大约五千五百个抄本，包括全部或部分的新约。我们虽然没有原稿，但是所有的抄本都是相当早期的。
新约写于主后五十到九十年间。最早的残卷，抄写日期约在主后一百二十年。约有五十份其它的残卷，抄写日期约在原作之后的一百五十至二百年内。
两个主要的抄本，梵谛冈抄本（公元325年）和西乃山抄本（公元350年），都是完整的抄本，日期在原稿写成后的250年内。这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差距：但是将它和最古的作品比较，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凯撒的“高虚战记”最早的抄本，距原著写成有一千年。荷马的《奥德赛》经2200年，才有第一份完整的抄本。当新约抄本与其它古代作品的抄本比较时，就看出新约抄本与原稿的时间，非常接近。
新约圣经有五千五百份抄本，这个数目远超过任何古代的作品。许多古代的作品，只是经由少许几份抄本传给我们的。（罗马诗人加达拉斯──三份抄本，最早的一本抄本是在原著1600年后。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八个抄本，原著1300年后）。
新约圣经不仅有许多抄本的证据，最早抄本与原著时间差距也非常接近，同时也在很早的时候，翻译成几种其它的语文。古代很少将一份文件翻成别的语文，所以这一点对新约是颇为有利。
各种译本之抄本数目，超过一万八千份，更可能多达二万五千份。此为帮助我们确立新约经文的另一明证。
即使没有五千五百个希腊文抄本或一万八千个各种译本的抄本，我们仍能在原作完成后的250年内，重新写成新约的经文。怎么能够？藉着早期基督徒的著作。在注释、信件中，这些古代的作者，引用圣经的经文，这样又提供我们另一个新约经文的见证。
约翰伯根（John Burgon）从生活于公元325年前的早期教父们引用新约不同的部分，列举出八万六千处引句。从这里可看出，新约经文要比任何其它古代著作，有更多的证据支持它的可靠性。
布如斯（F F Bruce）作了以下的评论：“新约圣经著作的证据，远超过许多古典的作品，而这些古典作品的真实性，无人置疑。”
他又说：“假若新约是一本世俗作品的选集，则它的真实性勿庸置疑。”（《新约文件；他可靠吗？》第十五页）
甘扬爵士(Sir，Frederic Kenyon），前大英博物馆馆长，是一位极著名的古抄本专家。在他去世前不久，关于新约他这样写道：“新约原稿写作日期，与最早的抄本间的差距，微乎其微，不必计较。有关圣经流传给我们，最终的可疑之处，现在已被挪去。新约各卷书的真实与完整，已被树立起来。”（《圣经与考古学》第288一89页）
许多人认为新约文件，是在事情发生后许多年才写的，因此它的资料不可靠。但事实上，耶稣生平是由亲眼所见的人，或拥有第一手见证资料的人所写。作者们都处在当时的世代，并且亲身参与其事，或是和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有过接触。
有很强的内证，支持福音书很早就写成。使徒行传记载早期教会的宣教活动，并且由写路加福音的同一作者所写，作为福音书的续集。使徒行传结束时，使徒保罗仍在罗马存活，并没有记载他的去世。
这一点使我们相信，使徒行传写于保罗去世前，因为保罗生平中其它重要的事件，都被记下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在主后六十四年，尼罗王逼迫时殉道，因此使徒行传是在这个时间之前完成的。
若使徒行传写于主后六十四年之前，那么作为使徒行传前书的路加福音，必须是更早些时候完成，可能在第一世纪五十年代未或六十年代初。基督死于主后三十年左右，因此路加福音的完成，最迟在事件发生后的三十年内。
早期教会一般教导第一本完成的福音书是马太福音，这使我们更靠近基督的时代。这项证据使我们相信，前三本福音书都完成于这些事件发生后的三十年内，在当时敌对的见证人仍然健在，若有不确实的见证，他们随时能反驳。
这类证据近来使得一位自由派学者鲁宾逊（John A.T.Robinson）重订新约文件的年代，并比其它大多数近代自由派学者所相信的年代，要早许多。鲁宾逊在《重订新约年代》一书中，坚称整本新约是能在主后七十年前已经完成，而那时是仍有见证人健在的时期。
问题中的一些事实使伟大的圣经考古学家奥伯来（W.F.Albright）评论道：“我们已经能强调说，没有任何充实的理由，要将新约各卷书的年代，订在主后八十年以后。这要比今天一些新约批判家所订的年代早整整两代，他们所订的年代在一百三十或130─一百五十或150年间。”（“圣地最近的发现”，第136页）
奥伯来所订主后八十年的日期，当碰到约翰福音时，就产生了问题。从启示录第一章的记载中，使徒约翰有很大的可能，是在主后九十五─九十六年，豆米仙统治下，被放逐到拔摩岛。有很强的传说，指出约翰当时在拔摩岛写启示录，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优西比乌和爱任纽证实了这一点。（《新约概论》第391页，罗伯·格马齐作）
这项证据指出（1）这些文件并非写于事情发生很久以后，而是相当接近发生时间。（2）写成时仍有许多熟悉其事实的人或是目击见证人健在。至终的结论是，新约所描绘的基督，是可信赖的。
说马可福音是头一本写成的福音书，是基于以下理由：马可福音中大部份的材料（约百分之九十三）能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找到。一些人很容易相信，马太和路加把马可福音扩充了，而不是马可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简略了。
有时马太和路加，在用字上都和马可一致，但当他们与马可不同时，他们彼此间也决不相同。这可证明马太和路加都参考马可福音，以取得他们的资料。
马可福音中事件的次序，似乎较原始。当马大的次序，与马可不同时，路加福音就支持马可的次序，并且当路加不同于马可的次序时，马太就与马可一致。这表示马可福音先写成，因为马太和路加没有与马可不同而又彼此一致，所以说马太和路加可能是循着马可的次序而写成的。
当马可福音与其它二本福音书比较时，也显示出一个原始的特性，例如，马可用kurie（主）这个字，只有一次，而马太用了十九次，路加十六次。这事表明一种敬畏的态度，这是在以后的福音书中，逐渐发展的。
以上的一些理由，是学者用来支持马可福音是最先完成。然而，再仔细审查，这些理由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强而有力。
马可有可能为一些我们所不知的理由，将他的福音书浓缩，福音书中共同的材料，可能是出于共同口传的结果，很可能在马可写他的福音书前，从未见过马太或路加。同样可想而知，福音书的作者，在他们完成其作品前，并未看见其他三人的著作。
至于马太和路加福音，在一些平行段落中，从未字字相同，而与马可相对。却有一些段落，马太和路加相同，而马可包含一些不同的事，显示出并不是依据马可福音。许多人有很明显的暗示：马可福音的次序是最早的，其实不然，因可能马可参考马太和路加福音，当他们一致时，就照著他们的次序，但当他们出现歧异时，就决定跟着其中之一而行。
kurie（主）这个字，当作一个敬畏的词是大有疑问，因为马太福音对一般人也用了七次，（13：27；21：29；25：11，20，22，24：27：63）可见这个词不只是用在神身上。
由此证明年代的问题，不能取决于用或不用这个词。对这一点，倒是早期教会较接近当时情况，均认为马大的著作在先，却没有证据显示是马可福音先写。
再者，有些人提出反对马可先写的理由是：马太是个见证人，他不需要依靠不是见证人的马可，来收集耶稣生平及他本人归主的资料！
马可先写的理论，也无法解释路加若用马可福音为材料，为何他将马可六：45─八：26省略，只字未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而最简单的说法，便是推测路加在写他的作品时，并没有参考马可福音。
这两种来源的理论，都不能圆满解释，为何马太和路加，在某些段相同，而马可却有出入。
马可福音是第一本写成的福音书的说法，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在新约研究中，一个相当流行的理论，就是马可福音最先完成，并且马太和路加，都是根据马太和另一个叫“Q”典的资料来源，Q典现已不存在。“Q”出自德文“que11e”，意思是来源。它包含马可所没有而又正是马太与路加有的资料。
“Q”典的观念，在新约研究中，是最近才发展的。现今马太、马可和路加被为“符类福音”，因为他们都从类似的观点，来叙述基督的生平。
许多人认为福音书间，众多相同之处、显示出写作上合作的可能性。上一世纪的新约学者，就一直在努力要解释这个现象。有许多地方，一本福音书的叙述，和另一卷或其他的福音书都不同，这使得事情更加复杂。
寻求解决这些相同和相异之处的由来，即“符类福音的难题”，而“来源批判学”就是致力于解决这难题的学科。
早期教会不太关心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福音书的作者从个人的记忆和第一手的报导，记下他们的资料，并不需要互相抄袭或有共同的文字来源。
根据早期教会作家，优西比乌（Eusebius）的见证，马太福音是第一本完成的福音书，优西比乌指出，当马太将离开巴勒斯汀时，他写下他的福音书。他的记载绝大部分，是出自他自己身为基督门徒的经验。
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1ement of A1exandria）说：马可写的福音书，则根据彼得的回忆。而路加则亲口说，他的作品参考了好些的资料。（路一：1─4）
虽然早期的学者们，都见证马太福音在先，但十九世纪，马可福音先写的理论，已崭露头角。今天大部分讲座符类福音难题的书，都主张这个理论。因此，马可福音和“Q”典，两个来源的理论，应运而生，以便解释为何有些在马太和路加福音中的材料，在马可福音中却找不到。
对马太和路加使用Q典及马可福音作为资料来源的理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质疑。第一，Q文件从未发现过。第二，对Q典的内容，没有一致的说法。第三,没有一个历史家和作家，见证Q文件的存在。第四，如前所述，历史并未证明马可福音是第一本完成的福音书，而这一点是本理论不可或缺的。
我们常听到一种抱怨是：每个人对圣经都有不同的解释。许多人读圣经时，得到不同的结论，因此恐怕无法达成一致。人们以不同的教派为例，指出信徒间的不一致性。
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些事实。大部份读圣经的人，对圣经的中心教训毫无异议。即使那些不信圣经的人，也不难找出它主要的信息。
在基督教各宗派内，我们发现我们对圣经的教导，都有些基本共同的了解。通常他们接受相同的信条，如：神按他的形像造人，人有选择的自由，而且人选择了背叛神，把罪恶带进世界等这些基本的真理。
神由于祂永远的爱，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人，并且代替我们而死，担负了罪的刑罚。人类藉着信靠耶稣基督，得以恢复与神的关系。
圣经的信息，对那些有心去读，欲知其意的人，是显而易见的。人若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看圣经，并想要圣经符合他们的想法，这样问题就来了。这项错误并不在于圣经，而是在那些强解圣经的人。
至于不同的宗派，我们必须强调说，他们并非由于基督教基要信仰的不同而产生。有各样的因素导致这些差异，包括文化的、种族的和社会的。当相互间仔细比较时，教义上虽然有时会有些差异，但不至于严重到影响基本的真理。
有些人用这个论点，作为不信耶稣的藉口，但这个藉口，就像其他的一样，毫无功效。耶稣对这个问题，透彻地指出，“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三：36）争论往往不是经文解释的问题，而是应用的问题。
这个问题被问到的次数的确是很惊人的。它含有一个假定，即圣经充满了矛盾。果真如此，就很难叫人相信圣经有其神圣的起源。有一种很普遍的观念，认为圣经本身自相冲突，其可靠性，大有疑问。
如果圣经真有可证实的错误，则至少这些部分，不可能出自一位全知的神。我们不辩驳其结论，但我们却不同意它的前提，即圣经充满了错误。要指责圣经有那些错误并不难，但要证实它，却是另外一件事了。
某些经文乍看之下，好像矛盾，但深入研究，则发现并非如此。对于处理这可能的矛盾，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就是：公平。我们不应该把问题削弱或夸大，我们总要从对作者有利的一面着手。这是其他文学中的规则，我们也要将这规则用于此地。我们常发现，人们想要用一套不同的尺度来衡量圣经，对这点我们立刻加以反对。
什么是矛盾？非矛盾的定律是所有逻辑思考的基础，即一件事不能是它，又同时不是它。换句话说，不能同时又下雨，又不下雨。
若一个人，能从圣经中，证明其破坏这个原则，那时他才能证实说有矛盾，例如：若圣经说──事实并非如此──耶稣同时被钉死在耶路撤冷和拿撒勒，这即是可证实的错误。
当面临可能的矛盾时，务必切记：两项陈述可能彼此不同，却并不冲突。有些人不会区分矛盾与差异。
例如：耶利哥的瞎子，马太福音记载，两个瞎子怎样遇见耶稣；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却只提到一个。这些记载并非互相否定，而是彼此补充。
假定你曾在市政府，与市长和警察局长谈话。之后，你看到你的朋友小金，你告诉他今天你和市长谈过话。一小时后，你看到你的朋友约翰，你告诉他，你和市长及警察局长谈过话。
当你的朋友比较这些话，似乎有了矛盾。然而并没有矛盾，假如你告诉小金说，你“只”跟市长谈过话，这就与你告诉约翰的话，起了冲突。
事实上你对小金和约翰说的话，是有不同，但是并不矛盾。同样的，许多圣经的记载，属于这一类。许多人并未正确读经，还以为是发现了错误。
士师记记载西西拉的死亡。士五：25─27，似乎是说，当西西拉喝奶时，雅意用锤子和撅子，将他杀死。而士四：21说，雅意是当他沉睡时，将他致死。然而，仔细读士：25─27将发现，这里并未说，在事件发生时，西西拉正在喝奶。这样一来，矛盾就不复存在。
有时两段经文显出矛盾，是因翻译不够准确。有圣经原文的知识，就能立刻解决这些困难，因为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象其它语言一样──有些特性很难用英文或其它语言来表达。
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保罗的悔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徒九：7说：“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徒廿二：9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这些记载似乎有矛盾，一处说保罗的同伴听见声音，而另一处却说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有希腊文的知识，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正如希腊文学者亚特（W.F.Amdt）解释道：“动词听见（akouo）的结构，在两处的记载，并不一样。在徒九：7是用所有格，在廿二：9则用直接受格。所有格的用法，只是表示听到一些声音；并不表示他是否了解所听见的。
“然而直接受格的用法，描述所听到的，是包括心智上了解所说的信息。由此可见，这两处经文，并没有矛盾。
“徒廿二：9并未否认保罗的同伴听见某些声音；它只是表明他们没有听明白所讲的是什么。在这里英文就不能像希腊文一样，表达得那么清楚。”
这里要再强调，对圣经的难题已提出可能的解释后，仍说其中包含确实的错误，是不合理的。圣经中有些难处，是由于我们对当时情形不够了解，并不一定是圣经有错。这些仅仅证明我们不了解其背景。
当历史和考古学的研究取得进展时，为圣经中的难题，带来了新的曙光，许多“错误”在进一步的了解下，都烟消云散了。对一些还存在的难题，我们要有拭目以待的态度。
虽然圣经所有的困难和矛盾，尚未完全解释清楚，但我们有把握相信，当得到更多圣经背景的知识时，这些问题将会消失。圣经中的神，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不会自相矛盾。因此，祂的话语在被适当地了解时，是不会自相矛盾的。
虽然摩西五经的作者问题，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挑战，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那是确实的。
近来流行说五经是由编号J，E，D，P，的文件，编篡而成。然而，这种虚幻巧妙的理论，不值得推介，它是基于错误的研究方法。
正如路易士（C.S.Lowis）从个人的经验中，针对那些批判者所用的方法，而说：“我之所以防备这种‘重编’论调是因我看到另一个事实。我看到那些批判家，正是用同样的方式‘重编’我自己的著作。
“除非你自己曾经被评论，否则你绝不会相信，有许多泛泛的评论。严格来说，根本是不屑一顾的，真不得真正的评论；若不是对一本已写成的书盲目歌颂一番；要不就是苛责，而绝大部份不过是从你呕心呖血的作品中，随便摘取片段的篇章溱合而成的！
“批评家最通常使用来称赞和责难的字眼，均不外乎如此；他们用‘浑然天成’来赞美某一段，而用‘矫柔造作’来苛责另一段。自以为十分了解当你写这一段时必是未费吹灰之力，而另一段则是苦心经营才出来的。
“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很早就看出这种所谓‘重编’论调的价值。我曾出版一本论文集，而其中我花心血最多、最关心的就是有关莫理士的部份。出书之后，我所听到的第一项评论，就是有关莫理士的，他们认为很明显的，这一篇是我在这书中最漠视的一章。
“请别误以为我现在相信批评家认为那是书中最糟的一篇论文是对的，因为有很多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其实，他最大的错误，乃是他自己对此文的意象表达，因为无法领会，因而觉得枯燥乏味。
“于是我开始十分留意观察我自己的书，和那些我很熟悉他们过去背景之朋友的书，其表达的过程是如何。
“不论是友善或敌对的批评者，会很有自信且武断地告诉你：整个表象的过程是如何；曾发生那些事左右了作者如此这般的思想；他曾经受过那些作者的影响：他整个的意图何在；他主要讲的对象是那些人；他何故、何时作了这些事……。
“现在我应该将我的印象记录下来，然后加以辩别，才能肯定的说话。而根据我过去所有的经验，所得的印象是：他们的推测，很少是正确的；而所用的批评方法，也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你或许还会期望他们仍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可能推测正确，但至少我的印象里，还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我从来不记得有过正确的时候。不过，既然我未曾作实际的记录，单是靠自己的印象，也可能有错。但至少我敢很肯定的说，他们大部份时候都是错误的………
首先来看，摩西有资格写五经。他在埃及王宫中受教育，那儿是最高的学府。他对埃及和西乃的地理了若指掌，且有充裕时间──四十年在旷野漂流，而且他活到一百廿岁年岁──来完成他的作品。在摩西的年代，有些未受过教育的奴隶，他们在埃及矿坑中工作，上有他们写的字，这足以说明，写作在当时的普及。
五经的内证，也指出摩西是作者，因为清楚记载摩西写了某些部份。“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出廿四：4）“又将约书念结百姓听”（出廿四：7）、“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出卅四：27）还可找出许多这样的经文。
不仅经文内证指明摩西作了五经，并且旧约其他各卷，亦复如此。书八：32指出“摩西所写的律法”其他提到摩西为五经作者的经文有王上二：3；王下十四：6和书廿三：6。
犹太传统确信摩西为作者。有一卷次经便西拉智训，写于主前一八0年，说道：“这一切的事，就是至上的神，所立的约书，是摩西所传授的律法，交付雅各的会众为业的”（廿四：23）他尔摩书（Ta1mud）──系犹太人的五经注释（主前二百年左右）──约瑟夫（Flwius Josephus）的著作（主后卅七年生），以及非罗（主后廿年）都有同样的看法。
早期教会传统，也认为摩西作了五经。犹尼流（Juni1ius）的著作（主后五二七─五六五）和拜占庭的里昂特（Leontius）（主后第六世纪），教父墨利托（主后一七五年）都说摩西作了五经。
再看新约的见证，使徒们相信“摩西为我们写著说”（可十二：19），如保蜀提到五经的一段时，说“摩西写著说”（罗十：五）。
而且五经作者的问题，藉著神人耶稣基督的见证，可以一劳永逸，耶稣清楚的说道，摩西写了这些书。（可七：10；＋：3─5；＋二：26；路五：14；十六：29─31；廿四：27、44；约七：19─23）
在约五：45─47，耶稣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要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著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当审查那些不信摩西为五经作者的证据时，有二方面要考虑，即他们的世界观以及考古学。
那些辩护摩西不是作者的人，通常都认为：世上没有神的超自然工作，从来没有过；因此，只有傻子才会相信世界的被造、过红海、神向摩西说话，甚至神的先知摩西在创世记所写的史实。所有的记载，最多只是个神话故事。
他们错在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所用的推理的方式锗了。首先，一个人要审查证据，然后决定事实。单单审查证据，只表示他不会无知地拒绝别人的结论，但并不意味他就能因此得到结论。
其次，过去五十年来考古学的发现，证明许多旧约的记载都支持摩西为作者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所有的发现，都证明惟有一个像摩西这样活在圣经当代的人，才够资格写五经。
考虑过所有的证据后，摩西为五经的作者，已是不争的事实。像这些原始的证据，在任何一个法庭中，将毫不犹豫的被接受。至于所谓由任何多种文件组成的说法，将不被认可而遭掘弃，因为没有真正合理的证据，能支持这些说法。
虽然正统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都认为摩西写了旧约的前五卷，但有些人否认他是第五卷申命记的作者。部分理由是卅四章包含摩西去世的记载。
他们争论道，既然没有人能写他自己去世的事，这岂不是说，申命记必须是在摩西以后的时代才写成？
可能有些正统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会要辩驳申命记卅四章全章，都是摩西写的，因这一章可能是预言性的。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认为它是约书亚在摩西死后所写，这并不能将申命记其他的部分，视为于摩西以外的人所写。
把一篇讣闻，放在伟大作家的最终作品之后，是很普通的事。摩西的一生，都已很详细的描述，如果他的去世的事没有被记载，才令人稀奇。这儿出现摩西死亡的记载，绝不会影响他是前三十三章的作者。
考古学是研究残存的遗物，它被拾荒之人遗弃，在风霜摧残饱经蹂躏之后，而幸存于世，当初挖掘古代文明的动机，无非想发现埋藏的宝藏。
然而，今天运用最现代的科学方法，去发掘和研究过去的残存物，为的是要更好地了解古人及其活动。在中东，特别是巴勒斯坦地区，由于其绵延的历史，许多考古发掘均以此地为目标。
须知考古学若失去历史，就毫无意义可言。考古学最多只能告诉我们，文化发展的顺序，并不能给我们一个精确的年代表。历史则提供我们年代，事件，人物，地点等资料。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考古学已证实了圣经中某些历史。例如，圣经里提到的两个城市，所多玛和蛾摩拉，多年来被认为是虚构的。
然而，近来在马地克（TeII Mardikh）的挖掘，发现约一万五千片铭版，有些已经翻译出来，并且提到是由所多玛和蛾摩拉所制。
其他考古学的证据，包括证实有一位统治者叫伯沙撒；赫人不只存在，且拥有广大帝国；撒珥根王（Sargon）也曾统治过亚述。使徒行传略略提到的历史事件，被证实是确实的。到目前为止，考古学的发现，都证实圣经中的历史记载，毫无异议。
考古学能证实历史，且阐明了圣经的经文，但要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却非考古学的范畴。目前，考古学是一门精益求精的科学，能获得凭证性的资料很有限，但这有限的资料，仍有助于以考古学来说明许多经文在历史上的准确性。
强调圣经描绘精确史实的重要性是不会大过分的。基督教是一种历史的信心，宣称神以许多大能的作为介人历史。
虽然圣经里记载的神迹，因其性质、人物、地点，不能在科学上重复试验；但在历史上，却可加以查证。若圣经作者，对历史的记载不正确，将严重破坏其可信度。
换言之，若圣经作者所记载的正确无误，那么就不能因他们提到异乎寻常的事，而遭摒弃。
经学家甘扬博士（Sir Frederic Kenyon）在其名著《我们的圣经和古抄本》1948年版中，说道：“诚然我们不可能找到比所知的马索礼经卷更早的希伯来抄本。我们仅能从最早的译本来研究…”（Pfeifter引用，《死海古卷与圣经），第107页）
正当他的书在印制时，一九四七年有了新发现，使得将来再不可能有人，像甘扬一样随意断言。此时，学者们只有巴比伦的泥版和埃及的纸草，帮助他们了解圣经的背景，因为当时还不知有古老的旧约抄本存留下来。
然而，在死海西北角的洞穴中，发现一些经卷，使得情势大大改观。这些经卷比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旧约抄本还要早一千年。
这项发现，令人雀跃不已。世界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奥伯来博士（W.F.Albright），在写给参与此事的查伟（John Trever）一封信中说道：“我衷心恭贺本世纪最伟大的经卷发现！我相信这些经卷要比纳西纸草古卷（Nash papyrus，包括旧约很少的一部分，时间约为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第一世纪）更为古老…我估计它的年代约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项发现！更值得庆幸的，是这份抄本的真实性，世人丝毫不必怀疑。”
在这些经卷发现前，最早的旧约希伯来文完整的抄本，是巴比伦帕测巴力拿版本（codex Baby1onicus PetrOpalitanus），公元1008年抄成，此时离旧约完成后，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死海古卷将两者的差距缩短了一千年，且要让世人瞧瞧，经文抄写得是否正确。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死海古卷证实犹太人在抄写圣经这件事上，的确是非常忠实。他们对圣经的尊敬，可由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家约瑟弗的一段话总括之：“我们已提出证据，证明我们对圣经的崇敬。虽然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没有人敢任意增添、删减，或更动一个音节；每个犹太人与生俱来均把圣经看作是神的命令，终生奉行，必要时乐意为之而死。
“许许多多的见证摆在眼前，众囚犯宁愿忍受拷打，和竞技场中各种的酷刑死法，也不愿说出违背律法和圣经的一个字。”（《约瑟弗驳亚屏）由威斯顿译，第179至180页）
约瑟弗提到的态度，从死海古卷和马索礼经卷两者比较中，得到证实，而马索礼经卷即是我们希伯来圣经的依据。在发现的残卷中，除了以斯帖记外，包括了旧约各卷的完整或部分经卷。经过一千年的抄写，经文的差异，微乎其微。因此，没有人能以死海古卷，来怀疑圣经的可靠。
裴华（Cbaries Pfeifter）如此说：“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昆兰古卷（昆兰是发现死海古卷的主要地方），并不能完全驳倒高等批判对圣经所持的否定看法，但昆兰古卷也没有提出什么证据，要对圣经著作来源的传统观点，作任何修正。从昆兰找到的旧约书卷，即是我们现有的圣经。轻微的经文差异，是所有靠手抄来增加份数的文件，都会发生的，但基本上，圣经的经文是可靠的。”（裴华《死海古卷与圣经）第114页）
所以，死海古卷的发现，只支持以保守的态度，来批判旧约，正如有些学者拥护研究旧约各卷的可靠性一样。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若非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讨论，就很难能深人了解。对以赛亚书的统一性，正反两方已有很多的讨论，远超过旧约其他的先知书。
批判家们一致认为，以赛亚书没有统一性。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或是在巴比伦被掳末期之人所写的（公元前五四0年后），称他为第二以赛亚。
许多重叠又无根据的争论，支持这项论点。批判者认为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掳后的作品。耶路撒冷城，被形容为毁坏和荒废（四十四：26，五十八：12），并且说到百姓在迦勒底人手下受害。（四十二：22，25；四十七：6）
作者传讲的对象，似乎不是指那路撒冷和以赛亚同时代的人，而是那些在巴比伦的人。批判者说，因为先知们都是对他同时代的人说话，因此以赛亚不可能是作者。
四十章到六十六章的文学体裁，与一到三十九章大不相同，包含许多前半部未用过的字和词句。一到卅九章的体裁，显得壮严肃穆；而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比较个人化，富同情心和戏剧性。
第二以赛亚的神学，也不同于一到三十九章，那里强调神的尊严和能力；而四十到六十六章，则描写他的无限性。第二以赛亚讲到耶和华的仆人，而一到三十九章则说到主的弥赛亚。
批评家也提到，若是以赛亚写了后半部，为何在四十到六十六章里，没有提过以赛亚的名字，却提到古列王的名字，而事实上以赛亚比古列时期早了一百五十年。（四十四：28；四十五：1）。
上述论点所以未成定论，因有如下的一些理由：
四十到六十六章的观点，诚然是以被掳后为背景，但作者是从预试──并非现实──的观点而言。以赛亚有心站在将来的时期里说话和思想，如同现今一般。
同样的例子，可在以西结书四十到四十八章，那鸿书二、三章和整本启示录中找到。若说先知只对其同时代人的需要说话，是不正确的。（亚九─十四；但十一、十二）以赛亚也讲到未来，预言被掳得释放的应许。
在一到三十九章和四十到六十六章中，其体裁的差异，并不偈批判家所想的一样。这个差异是由于主题的转变，而批判家所提出的论点，都相当主观，证据并不充分。
再者批判家并未留意其体裁的相同处。“以色列的圣者”一词，在每部分均出现十二次以上，但在；旧约其他地方却很少用到。还有许多经文，在词句、思想和隐喻上，都有雷同之处，足以证明两部分的统一性。
所谓神学上的差异，并不存在，因为四十到六十六章内，对神的超越观念，很容易由主题来解释。
以赛亚的名字，出现于卷首（一：1），很显然的可用到全部六十六章上。假若四十到六十六章有以赛亚的名字，毫无疑问的，批判家也会把它当作是后的编者附加的，而加以拒绝。
绝对没有抄本或历史证据，证明全部六十六章，是由以赛亚以外的人所写。死海古卷中的以赛亚书，日期在主前第二世纪，其第四十章起头于前段未一行，而前段包含了卅八：8四十：2。这个早期强有力的见证，证明以赛亚书的统一性。
题到古列的名字，比他的时代早了一个半世纪，这对那些相信预言的人，并不构成问题。同样的事，有前例可循。预言约西亚的名字和统治）在其出生前三世纪（王上十三：1─2）以及预言基督的出生地（弥五：2），是在他出生前七百年。
最后有新约的见证，说明以赛亚书的统一性。新约中有二十一次引用以赛亚书，前后两部分均有。约翰福音十二：38─40，包含两个引句，分别出自以赛亚书前后二段（五十三：1；六：9），并且约翰福音十二：41说：“以赛亚说了这些事”（KJV）。耶稣从以赛亚六十一：1读的经文，根据路加福音四：17是“先知以赛亚的书”。
另外）一方面，自由派批判家忽略了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植物和气候。以赛亚书四十到六十六章内，提到的植物、气候和地理，绝不同于我们所知的巴比伦，反而跟巴勒斯坦非常相近，本书即在此地写成。
因此我们可以很稳当的下结论说，所有六十六章都是出于公元前739～680年间由先知以赛亚所写成的。
如果有人想知道，圣经所讲的神是否存在，他可以审查一项最有力的理由，那就是犹太人。诚实的探讨这问题，将为基督徒信仰的真实性，带来许多满意的答复。
约在四千年前，神呼召一个叫亚伯兰的人，从他住的地方出来，并且给了他这些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十二：2一3）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十三：14，15）
换句话说，神应许亚伯兰（1）大国；（2）大名；3成为万国的祝福；（4）一块永远属于他后裔的土地。
在神应许亚伯兰几百年后，这大国诚然出现了，上百万的人数。神藉着他们的领袖摩西，在要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时，给了他们一些警告，记载在申命记廿八到三十三章。
神警告他们勿悖逆，假如他们对神不忠，他将利用别的国家，把他们逐出应许之地。他预言他们至终要如外人，分散在全地，并且到处流浪，得不着安息。然而，信实的神，的确应许再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地方。
历史的证据何在？以色列人，即使受到警告，仍坠入拜偶像，以致从自己的家园被赶出去。公元前606年，尼布甲尼撒王将百姓掳到巴比伦，并且在公元前588至586年，经长期围攻，焚毁圣城和圣殿。
然而，如神应许的，他允许那些渴望归回故土的人，在公元前537至536年，即七十年后，如愿以偿（拉一章）。第二次离开他们的家园，是在公元七十年，罗马提多将那路撒冷城毁灭，百姓流离分散之时。
一千九百年来，犹太人如外人在地上漂流，遭受各方的逼迫。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为逼迫的最高峰，有六百万名犹太人，在集中营内被处死。
但是，出乎意料的，以色列国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重新诞生了，犹太人开始从各方返回故土。在历史上这是第二回，他们成为一个国家，返回故土。从一九四八年以来，他们在经历了一些可怕的冲突后，依然屹立不动，包括有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战争和一九七三年的圣日之战。
经历了这一切，以色列既没有灭亡，也没有失去其民族特性。历史证明任何民族，离开自己的故乡约五代后，就会被新文化同化而失去其民族性，但犹太人仍保留了明显的实体。
他们不仅存留下来，而且那些曾逼迫他们的国家──摩押、亚桐、以东、非利土和其他许多国家──不是毁灭了，就是完全失去他们的国别性。
你是否听过瑞典的摩押人？苏俄的非利士人？德国的以东人？美国的亚扔人？没有！这些人民都完全被其他文化和民族同化了。然而，你曾否听过一个瑞典的犹太人？苏俄的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美国的犹太人？有的，正如所预言的，他们并未失去其特性。
我们其中有一个人，曾参加一个关于耶稣基督位格的辩论会，有一位拉比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在质询时，拉比被问道，为何他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他答道：“我不相信新约中的神迹。”
有些厉害的学生，立刻问拉比说，为何他拒绝新约中的神迹，而接受旧约中的神迹，他根据什么做这个分别。拉比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就回答说：“这很简单，我也不相信旧约里的神迹。我认为那些都是神话。”真令人难以相信，他竟说这样的话。想想看作为一个犹太人，能存留到如今，岂不是所有历史上最大的一件神迹吗？
一九七六年，我们有两个人在以色列拍电影《岂只是木匠》，我们受邀去见一位以色列政府的高级官员。我们问他的一个问题是有关他们国家存留之事。
他们怎能经过两次远离故土，第二次几乎经过一千九百年，而仍然存在；怎能经历三分之一犹太人被置之死地的浩劫，怎能躲过一九六七和一九七三年阿拉伯世界超过一亿大军的攻击？
是不是由于他们的国家足智多谋呢？或者有神的手看顾他的子民呢？他定睛看着我们两人说道：“虽然今天我们国家大部分的人，自称是无神论者，你相信吗？我想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知道，有大过我们的力量，在保护这个国家。”
他又说犹太人夺回耶路撤冷不久，一次大约有一百万人，在哭墙或正在前往哭墙感谢神。
圣经所讲的神是信实的。祂藉对待以色列这个国家，向世界作了客观的见证，表明祂的存在和信实，证实祂的存在和他的应许。
信耶稣基督的人，常被间到，为什么他们相信圣经是被默示的，通常的回答是因为预言的应验。预言的应验是所能想象到的最有力的论据。
使徒彼得，在见证看到荣耀中的耶稣基督后，说道：“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彼后一：19）彼得在这里提到预言的应验，以见证圣经之真。
圣经本身就讲到预言的目的，“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赛四十六：9，10）
“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便成就。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赛四十八：3，5）
新约提到耶稣基督的来临，“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罗一：1─4）
圣经见证预言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神的存在，以及祂对世界的计划。在事情成就前数百年，圣经即预言其人物、地点、事件，并且相当具体，决非臆测。圣经中一些预言应验的例子，足以证明圣经本身的默示。
对古列王的预言，就是一个例子（赛四十四：28；四十五：1）。先知以赛亚，约在公元前七百年，预言古列王将下诏令，建造耶路撒冷，安立圣殿根基。
在以赛亚写书时，耶路撤冷城早已建好，整个圣殿巍然矗立。直到一百多年后；公元前五八六年，尼布甲尼撤王才将圣城和圣殿倾覆。
当巴比伦人夺取耶路撒冷后，约在公元前五三九年，巴比伦又被波斯征服。不久一位名叫古列的波斯王，下诏重建耶路撤冷圣殿。这是在以赛亚预言后的一百六十年！
因此，以赛亚预言古列，将会在一百年后出生，并且下令重建圣殿，而圣殿在以赛亚的时候，仍安然矗立，至少在未来一百多年还不会毁灭。这项预言真令人吃惊，但这并非独一无二。
事实上，还有成百的预言，讲到将来的事情。就证据的观点来看，认为预言的应验，是一种巧合，就显得荒谬可笑。神藉着预言的应验，已充分证明了祂的存在，以及圣经是神的默示。
次经（Apocrypha）是指十四或十五本，在真实性和权威性上有问题的书。这些著作不包括在希伯来旧约内，但却包含在一些七十士译本中，这个希腊文译本，约于公元前二百五十年左右，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完成。
罗马天主教在天特会议（1545－1563）宣布次经中大部分的书为圣经。而更正教会却拒绝承认这些书有任何神的权威。
那些把神的权威赋予这些书，且视之为圣经的人，辩称新约作者的引句，多半出自包括次经的七十士译本。他们也提到一些有名的教父，如爱任纽、特士主良和亚历山大的革利兔，都在公众崇拜中，使用次经，接受其为圣经，如同第四世纪的叙利亚教会一般。
圣奥古斯丁曾在希波（Hippo）和加大果（Carthage），主持会议，赞成会中决议，认为次经各书为神的默示。希腊教会更加重相信次经。在昆兰的残卷中，有一些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次经抄本。这些是跟其他旧约作品一道发现的。
当仔细审查后，次经全然不可能再包含于圣经中。新约作者可能影射到次经，但决没有把它当作圣经来引用，或有丝毫的暗示这些书是默示的。假如第一世纪七十士译本包含这些书，那也决不是一个可靠的事实，因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完全忽略了它们。
提到某些教父，以证明这些书的默示，是个很弱的论据。因为在早期的教会中也有许多人，出名的如俄利根，耶柔米和其他人，都否认他们主张的默示。
叙利亚教会直到第四世纪，才接受这些书为正典。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世纪叙利亚圣经Peshitta，并未包含它们。
奥古斯丁早期，确实承认次经，至少有一部分是承认的。但在后期，奥古斯丁的著作中，清楚的反映拒纳这些书，视之为非正典，较希伯来圣经逊色。
犹太人的团体，也拒绝这些著作，在犹太詹美亚（Jamnia）会议中（西元九十年），为着九卷是否纳入旧约正典的书，而引起辩论。最后他们所接纳的正典，就是现在我们用的希伯来旧约。引证次经出现在；日约残卷外，并不能证明其默示，如同其他非圣经的文件，亦在其中发现一样。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罗马天主教直到天特会议（1545_1563），才正式宣布这些书为圣经。
罗马天主教接受这些书为正典，很可能是对更正教改教的一种反应。通过将这些书正典化，他们就教义问题对这些书的涉及就是合法的。
另有些理由，说明为何更正教拒绝次经。原因之一是，这些有问题的书，其内容不合圣经的教训，例如为死人祷告。
玛喀比传下卷十二章四十五，四十六节赞成为死去的人祷告，这跟路加福音十六：25，26以及希伯来书九：27，还有其他经文，正好相反。次经也包括神帮助犹滴说谎的插曲（犹滴传九：10，13）
次经内还有许多可证实的错误。多比（Tobit）据一般推测，生存在公元前九三一年，耶罗波安开始其反判时，一直存留到亚述俘虏时期（公元前七二二年），但是多比传说他只活了一百五十八年（多比传一：3─5，十四：11）
最后，这些次经没有一本宣称是神的默示。一个人只需要把这些作品，和圣经对照着读，就会看出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