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人培訓材料
神學系列
中國教會史
著者︰元西門
前言
第一課 基督教早期入華史概述
福音什么時候傳來中國呢？
第二課 新教來華
第三課 傳教保護條款和民教沖突
第四課 基督教與晚清中國現代化進程
第五課 從五四運動到“非基”運動
第六課 自立教會和複興運動
第七課 從抗戰開始到內戰結束
第八課 當代中國教會
答案
第一課 基督教早期入華史概述
第二課 新教來華
第三課 傳教保護條款和民教沖突
第四課 基督教與晚清中國現代化進程
第五課 從“五四”運動到“非基”運動
第六課 自立教會和複興運動
第七課 從抗戰開始到內戰結束
第八課 當代中國教會
本冊《中國教會史》是《中國學人培訓材料》神學系列的第五冊。作者元西門教授針對下列中國基督徒及慕道友常提的問題而編寫︰
. 基督教是何時進入中國的？
. 近代基督教來華，與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有何關系？
. 傳教保護條款對宣教工作產生哪些不利及有利的影響？
. 基督教有助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嗎？
. 民國建立以后至1949年的中國教會如何進展？
. 1949年至今的中國大陸教會如何發展？現況如何？
作者以精簡扼要、流暢平實的文筆，特別配合《中國學人培訓材料》的格式來執筆；其內容對中國學人所受的教育背景極有針對性。限於篇幅，本冊材料無法做詳盡的研討，對於中國大陸以外的海外華人教會歷史，也未能兼顧；若學員讀完這本入門書以后，有心對中國教會歷史做更全面的了解，請參考本冊所提供的〈進深書目〉。每課后面的〈作業〉，可用於自習，也可用於主日學課程中的討論，請參考后面所提供的答案。
新約馬太福音第廿八章第十九節記載了耶穌對門徒的命令︰“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從此，一代接一代的基督徒，都遵奉耶穌的“大使命”吩咐，向全世界廣傳福音。
有人說，應從耶穌的門徒巴多羅買來中國算起。但這件事在歷史文物和典籍中找不到印証，所以我們暫時只能把它當作一種傳說。就目前掌握的歷史資料而言，關於基督教早期流傳中國的歷史，當以唐朝時的景教史實最為可靠。1625年，陝西省西安西郊出土了一塊刻製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18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石碑，碑高四尺七寸半，寬三尺五寸，上端刻著十字架。據這塊石碑碑文記載；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景教士阿羅本來華，唐太宗特遣重臣房玄齡迎入長安，為他建教堂於義寧坊；高宗時代，朝廷在全國各地興建景教教堂，出現了“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
所謂景教，學者們根據上述碑文和1899年在中國敦煌石窟中發現的景教文獻進行研究，確知它就是基督教的涅斯托利教派（Nestorians）。這個教派有句名言︰“上帝並非兩三個月大的嬰兒。”反對稱馬利亞為“上帝之母”。由於他們特別強調耶穌的人性，所以在431年的以弗所第三次大公會議上被譴責為異端。此后，這一教派在波斯建立了基地，並派傳教士來到中國。
845年，唐武宗主要因經濟上的矛盾，下令消滅佛教，景教、伊斯蘭教和拜火教等外來宗教也遭受池魚之殃。這次消滅宗教的做法非常徹底，以至於佛教所有傳統的大支派和景教等外來宗教都一蹶不振。唐朝以后，中原已不見景教的蹤影，僅在中國北方的部分少數民族中有所流傳。
元朝（1217-1368年）時的宗教政策比較寬松，得以在中國複興的景教，卻有了“也裡可溫”教的新名。“也裡可溫”本是蒙古語，意思是“奉福音的人”。1300年，中國已有三萬景教徒，朝廷專門設立了一個名為“崇福司”的機構，對他們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
這時，天主教也開始傳到中國。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大流派，元朝人也稱他們為“也裡可溫”。當蒙古大軍西進歐陸的時候，天主教教皇依諾增德四世（Innocent IV）派專使於1245年到達中國，朝見元定宗。元定宗信了天主教以后，法國國王派了三位修士到中國聯絡，可惜來到時元定宗已去世，只帶回了皇后的回信。此后，元朝和羅馬教廷常有使節往還。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委托兩位來華經商的意大利商人返國時去羅馬請求教皇派科學家和宗教專家一百人來中國。教皇聞訊，派修道士和意大利商人同來中國覆命。他們不幸在途中遇到戰爭，修道士折回，只有意大利商人到了中國。其中一位商人的兒子名叫馬可波羅，他根據途中見聞寫了一本書，就是世界知名的《馬可波羅游記》。
1294年，約翰 . 蒙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奉教皇的差派，來中國大都（今北京）傳教，受到元成宗的歡迎。他在大都建起三座教堂，1305年曾為六千人施洗。
元朝時“也裡可溫”教雖然興旺一時，但只在蒙古人，西域人和在中國居留的外國人當中傳播，所以一旦執掌政權的蒙古人被明太祖朱元璋逐出中原，“也裡可溫”也就隨風而去。
明朝末期，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1583年，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來華。他下了十年功夫學習中國語文，然后攻讀中國古典，經、史、子、集皆曉其義；又通過譯書和示范，把西方天文、地理、數學、醫藥、機械，以及製作槍炮的技藝介紹給中國。他翻譯的西方著作，都獻給朝廷，所以很得神宗皇帝的器重。明末時，官僚和士大夫信教的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宰相的徐光啟以及李之藻、瞿式耜等人。
利瑪竇在中國立定腳跟的原因，首先是他按照使徒保羅所講“在什么樣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訓，努力使自己的生活習慣中國化；第二，是他深知政府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努力爭取其同情和支持；第三，是他以中國傳統文化學者的身份結交中國官僚、士大夫，取得成功。
1644－1662年，是明清兩朝交替期。耶穌會士平安地渡過了這一動亂時代，並得到新朝代統治者的重用。年輕的清順治皇帝，對負責整頓歷法的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特別敬重，稱呼他為“瑪法”（滿洲話︰父親）。
順治皇帝英年早逝，年僅八歲的康熙即位，政權掌握在鰲拜等保守大臣手中。他們製造了一樁稱為“歷獄”的冤案，事先已擬定要把湯若望處以“肢解”的酷刑。不料，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在朝廷上正式定案宣判之時，忽然發生強烈地震，保守大臣大驚，改判湯若望“監候斬”（死緩）。此后三天，北京地震不斷，人們不敢進屋做事睡覺，人心惶恐不安。太皇太后出面，令立即釋放湯若望；但同案受牽連的李祖白等五人都被冤殺，“歷獄”也未平反。次年，湯若望去世。
康熙皇帝親政以后，任命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主持天文歷法事務，並為湯若望等人平反昭雪。康熙皇帝對西學有強烈的愛好，每天都要與南懷仁、徐日升、閔明我等傳教士一起講習，同時對基督教也發生了極大的興趣。
1700年，中國教會興旺發達，信徒已達三十萬人。
然而，就在這時出現了“禮儀之爭”︰耶穌會士學習中國古典，了解中國文化，知道孔子不是中國的上帝，孔廟是學者聚會的地方；認為燒香、祭祖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對先人的尊崇和紀念。因此他們主張對中國禮儀采取包容態度，在基督教的儀文中，則允許按中國的風俗習慣有所變通。多明尼會和方濟各會的修士對耶穌會士的這些做法大為不然，於是將此事上報教皇，引起一場長達七十多年的“禮儀之爭”。爭論初期的幾位教皇基本上同意耶穌會士的做法，但反對的言論越來越激烈，也就逐漸使后來的教皇改變了立場。1704年，教皇格來孟十一世批準公布掌管教義審理的“聖職部”製作的一個文件，禁止耶穌會在中國傳教活動中的變通辦法，同時派多羅主教來中國，希望中國方面對這個文件有所諒解。1705年4月，多羅到達北京，康熙皇帝先是以禮相待，后來見他對自己的意見不肯稍有遷就，就下了逐客令。1706年，康熙皇帝下達一道聖旨，宣布凡傳教士必須持有朝廷準許傳教的印票，並同意使用中國禮儀，才準傳教。耶穌會士將這道聖旨轉呈教皇，希望對1704年的文件有所變通，然而教皇格來孟十一世關上了與中國皇帝和解的大門；不僅重申1704年的文件有效，而且發布新的指示，強調說凡是不絕對遵守1704年文件規定的人，將被開除教籍。
康熙皇帝沒有得到教皇讓步的任何表示，就於1722年去世。他的繼任者雍正皇帝本來就不贊成基督教，后來因其政敵有基督教的背景，對基督教就更加痛恨，於是下令進一步嚴禁基督教，以至於日后新教（編注）傳教士來華傳教，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做起。
編注︰作者於本書中所用的“新教”一詞，指十六世紀改教運動后的更正教（Protestants），即今日通稱的基督教，有別於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
■ 作業（討論題目）︰
一. 基督教是鴉片戰爭后隨帝國主義來中國的，是嗎？
二. 因基督教從海洋上來到中國所以叫“洋教”，對嗎？
三. 什么是“禮儀之爭”？你對爭論雙方有何看法？
十九世紀是全世界教會普遍覺醒時期，新教徒為遵奉耶穌交付的“大使命”，高度重視海外布道工作，並不遺余力地加緊推行，涌現了一大批舍身奉獻、廣傳福音的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就是其中的一位傑出人物。
1807年9月7日，英國差會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出的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傳教，抵達澳門。當時的中國，對西方世界來說，完全是一片陌生、神秘而詭異的土地。馬禮遜來華之前，有人問他︰“你真的相信自己能改變中華帝國崇拜偶像的陋習嗎？”馬禮遜說︰“不，我不能；但我期望上帝能做到這點。”
滿懷熱情的馬禮遜到澳門后，才發現在偌大一個中國面前，自己卻不得其門而入。當時，清朝政府厲行海禁，海路通商，只限廣州一口，而且貿易雙方只限固定的專門機構︰中方是廣州“十三行”，英方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就是說，除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外國人根本不能合法地進入廣州；即使進了廣州，活動范圍也限製在“十三行”地區，根本接觸不到一般的中國老百姓。他還發現，自己在這裡是一個誰也不歡迎的人︰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歡迎傳教士，是恐怕傳教活動會招惹上麻煩，可能給公司的生意造成不利的影響；澳門不歡迎他，因為澳門屬葡萄牙所管，而葡萄牙是天主教國家，當然不喜歡新教的傳教士在這裡招搖。他還發現，傳教需要語言溝通，而學習中文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當時，清朝政府嚴禁向洋人傳授中文，有膽敢教授洋人學習中文者，一經發現，往往要被當作漢奸處以死刑。
為了能以合法的身份在澳門住下來，馬禮遜不得不加入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為了學習中文，他付極高的薪酬聘請了中文老師。那位老師身上經常揣著毒藥，準備萬一被官府發現，就立即仰藥自殺，免得受酷刑摧殘，更免得牽連家屬。
馬禮遜獨自一人在澳門工作了七年。到了1814年，倫敦會才派了米憐（William Milne）來協助他。但米憐沒有合法的身份，澳門當局只允許他短暫停留。米憐和馬禮遜商議︰在廣州根本不可能傳教，在澳門開展工作也有諸多不便，不如把傳教基地建在南洋英國或荷蘭的殖民地區，那裡新教勢力較大，便於開展工作；而且那裡有許多華僑，可作為傳教對象。后來選定的南洋基地是英屬馬六甲，那裡的工作由米憐主持。
馬禮遜在澳門、廣州等地工作了二十七年，若說直接傳教，他的功效不高，一共只發展了十名信徒，不過其中有兩位留名青史︰一位名蔡高，是中國第一位受洗的新教信徒；另一位名梁發，是中國第一位新教牧師，近代中國著名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就因洪秀全讀了他撰寫散發的福音小冊子《勸世良言》而起。
馬禮遜一生中最大的成績在文字工作方面。首先，是他以個人之力翻譯了聖經。把聖經翻譯成中文是一件巨大的工程，當時許多權威人士和機構對這件事都望而卻步︰英國德亨的主教認為進行此事所需經費浩大，無法供應；經坎特伯裡大主教提議，基督教學術推進會經過四年時間的考慮，終於斷定在當時翻譯中文聖經沒有可能；而1804年新成立的聖經公會也自認對此事無能為力。然而就在這時，年僅二十多歲的馬禮遜默默地開始了這一偉大的工作。他以天主教巴設的《新約譯稿抄本》為基礎，經過長達六年時間的艱苦奮斗，終於譯成新約，於1814年在廣州出版。接著，又與米憐合譯舊約，1819年譯成后於馬六甲出版；1823-1824年間，又將新、舊約合為一本出版，名為《神天聖書》。此書開聖經中譯本的先河，其出現是中國教會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次，是他參考數千種中文典籍編寫了一本華英字典，名為《五車韻府》，於1823年在澳門出版。此書不但為日后來華的傳教士和其他外國人學習中文提供了極大方便，也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與此同時，他們又開始興辦教育。1815年，米憐在梁發的協助下，在馬六甲開辦了一個啟蒙學堂，招生五名。1818年，在這個學堂的基礎上，辦起了“英華書院”，課程除中文科目外，大都搬用英國現行的中學課程。這個書院為中國培養了許多著名的外交、商務人才和基督教神職人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雙方的翻譯大多出身於這個書院︰英方首席翻譯官馬儒翰，是馬禮遜之子，曾在英華書院學習中文；中國欽差大臣林則徐的翻譯亨特（美國人）、袁德輝、梁進德（梁發之子），都出身於英華書院。此外還有唐廷樞，是中國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官辦大型現代企業；又有何福堂，是中國早期新教著名牧師，其子何啟曾留學英國，為中國近代的著名思想家。
馬禮遜又最早在中國開辦基督教醫療服務。1820年，他在澳門開設了一家中式醫館，聘請中西醫師，以免費醫療服務作為傳教的媒介；1827年，又增設一家眼科醫院；六年以后，又在廣州開設了一家眼科醫院，眼科醫生聘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醫師擔當。
1815年8月5日，馬禮遜、米憐、梁發等人又在馬六甲策劃出版了中國第一份民辦報紙《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既宣揚基督教教義，也反映社會現實狀況，影響至為深遠，被稱為中國報業史的“先鋒”。
馬禮遜於1834年8月1日病逝於廣州。在華傳教士和洋商為了紀念他，成立了“馬禮遜教育會”。1839年，該會在澳門開辦了一所學校，聘請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生勃朗（S. R. Brown）為教師。這所學校首批六名學生中，有三位后來赴美國升學。其中的容閎，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美國的大學畢業生，學成歸國，成為中國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曾帶領包括詹天佑（后為中國近代最有名的鐵路工程師）、唐紹儀（后為國務總理）在內的一百多名中國少年官費留學生赴美留學，在中國留學史上寫下了極其重要的篇章。
馬禮遜是新教來華傳教的第一人。他除了直接傳教外，還進行寫作、興辦教育、印行報紙、開展醫療，對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徹底奉獻精神將永存在世世代代的中國基督徒和所有中國人的心中。
■ 作業（討論題目）︰
一. 馬禮遜來華傳教之初，面臨哪些困難？
二. 馬禮遜在中國有哪些“第一”？
三. 太平天國與基督教有何關系？
1840-1842年，中英兩國為了鴉片貿易的問題兵戎相見，英國人靠堅船利炮打敗了古老而落后的中國。1842年，中國被迫簽訂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規定，中國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和廣州五個通商口岸（簡稱“五口”）供洋商來華貿易；此外，洋人還取得了不受中國司法製度管轄的特權（“領事裁判權”）。傳教士是洋人，也自然享有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利權，但《南京條約》及其后續簽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都沒有關於傳教的內容。
1844年6月16日，中美兩國代表在廣州望廈村會晤，談判簽訂《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傳教士、眼科醫生伯駕（Peter Parker）擔任美國公使顧盛的翻譯，而中方首席代表耆英及其副手之一的潘仕成都是柏駕醫生診治過的病人。該條約第十七款，準許洋人在五口議定的界址內租賃民房或土地建立醫館、禮拜堂或墳墓。這一條款是潘仕成為了報答柏駕醫生給他本人和父母的醫療服務所加。耆英對這一條款未加反對，則是礙於情面。於是，傳教士第一次從不平等條約中取得了傳教利權。
1858年，英法聯軍進攻天津，美、俄外交、軍事人員以“中立”身份隨行。美國外交人員中，有兩位擔任翻譯的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和丁韙良（W. A. P. Martin）。6月中旬，中美訂立《中美天津條約》，美方擬定的第二十九款，是“宗教容忍條款”。中方代表擔心洋人假借傳教名義進入中國內地，暗行其政治、軍事干涉陰謀，所以堅持不允。美使列威廉不愿因小失大，打算放棄這一條款，立即與中方簽約。衛三畏為此事擔心，徹夜不眠，終於想出一條可能被中方接受的條文措辭，立即與丁韙良商議改定，其文如下︰
“耶穌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嗣后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人毋得騷擾。”
這一條文為中國代表接受，於是傳教保護條款得以成立。6月26日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中也有類似條款（第八款），而次日簽訂的《中法天津條約》中第九款進一步寫道︰“凡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
憑著傳教保護條款，傳教士就可以深入中國內地傳教。1860年，法國又強迫中國簽訂《中法續約》（《中法北京條約》），其中文本第六款寫道︰“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以后各國傳教士皆依“最惠國待遇”原則自動取得這種利權。然而，在該條約的法文本中卻沒有這樣的話，是擔任翻譯的法國傳教士狄拉瑪塞進的私貨。可悲的是清朝的外交官不懂法文，將這一私貨全部收下。幾十年后，狄拉瑪的奸計才被懂法文的人揭穿，可是這一私貨條文已在中國各省生效多年了。
西方傳教士憑借帝國主義列強強迫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的傳教保護條款，打開了在全中國自由傳教之門。1858年，在華西方傳教士僅八十名，活動范圍限於“五口”和香港。1900年，西方各國入華傳教的差會已有一百三十多個，傳教士達二千人（不包括中國籍傳教士一千六百人），四十年間傳教士人數增長了二十五倍之多，而且傳教范圍遍及全中國。但是，這些西方差會所建立的教會，西方色彩很濃，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是排拒它，就是對它不屑一顧，因此信徒人數的增長不快。雖然當時信徒已有十一萬二千八百零八人，但在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當中，只占大約萬分之二點五。
鴉片戰爭以前，一些西方傳教士不遠萬裡，來到中國，滿腔熱情地要向中國人傳福音，可是中國的大門一直緊閉，使他們廣傳福音的壯志難伸。正在此時，來了帝國主義列強，為了經濟利益，他們用大炮狂轟中國的大門。一些傳教士見有機可乘，就因時利勢地積極謀求自由傳教的利權；他們當中有人宣稱︰中國是異教國家，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戰爭，是上帝借以向中國廣傳福音的工具。另一些傳教士不同意這種說法，但他們認為，到中國傳福音必須進入中國，為了進入中國，利用一下列強與中國訂立的條約也並非不可。
然而從聖經的立場看，當時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大門長期緊閉，無法進入中國傳福音的情況下，對上帝旨意信心不足，竟然利用人為的方法來達到進入中國的目的，實為絕對的錯誤。聖經告訴我們，耶穌基督從不提倡用暴力達到任何目的，福音的傳播根本不需要任何武裝力量開辟道路。
平心而論，西方列強和傳教士並非一丘之貉。列強武力侵華，主要是為了貿易利益；傳教士和平進入中國，主要是要向中國人傳播福音。但他們之間又有兩點巧合︰一是來華時間前后相差無幾；二是要進入中國的目標一致。他們之間的關系，至多可說是一種相互利用︰一些傳教士要借用列強的勢力進入中國；而列強也正好利用傳教士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借口。要知道，列強發動侵華戰爭的真正目的往往難以公諸於世（比如，鴉片戰爭是由於英國罪惡的鴉片貿易受阻而起，但英國人總是回避這點），而在有基督教背景的國家裡，以傳教受阻或傳教士被殺作為發動戰爭的“理由”，無疑要冠冕堂皇一些。
把所有的西方傳教士說成“帝國主義侵略分子”，對絕大多數西方傳教士來說實在冤枉。然而，不平等條約中的傳教保護條款把基督教傳教事業與帝國主義列強侵華活動聯系起來也是歷史的事實。這為日后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招來無窮的誤解、敵意、仇恨和沖突，給福音在中國的傳播造成極大的阻攔和障礙。
憑借傳教保護條款進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士慢慢發現，這些條款並未給他們帶來充分的安全保証。這些帶著特權進入中國內地的西方傳教士，被中國人視為傳統秩序和傳統文化的破壞者、毀滅者，因而招致廣大民眾，特別是士紳階層的抗拒。民間反基督教的浪潮洶涌澎湃，迄1900年為止，全中國范圍內爆發的嚴重民教沖突（中國人民與基督教的沖突，又稱“教案”），有四百多起。最大的民教沖突，當數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在這一事件中，傳教士死亡二百四十一人，中國教徒死亡達二萬三千多人，教會財產損失無計其數。八國聯軍趁機攻進北京，強迫中國接受空前屈辱的《辛丑條約》，使中國遭受巨大的物質財富損失，並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
西方傳教士當中，也有許多人憑著信心，在耶穌“大使命”的導引下進行傳教工作，並不藉重傳教保護條款。著名西方差會中國內地會領袖戴德生（Hudson Taylor）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范。1868年，剛到揚州傳教才兩個多月的戴德生等人就在當地人強加的“拐賣兒童”的莫須有罪名下遭到攻擊，戴德生的寓所被民眾打砸搶燒，身懷六甲的戴夫人和秘書白小姐跳樓逃命時身負重傷。戴德生一向反對傳教士在任何情況下向本國政府上訴，認為這種做法既違背聖經的教訓，又不合情理，而且容易引起誤會；他主張，傳教士如遇威脅，應向當地政府報告，倘無效果，則應專倚靠神。因此他沒有尋求英國炮艦的干涉，事后也沒有要求賠償和進行報複。在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中，戴德生領導的中國內地會有五十八位傳教士被殺，事件平息后，中國內地會卻拒絕了清朝政府對這些殉道者所作的物質賠償。
■ 作業（討論題目）︰
一. 什么是傳教保護條款？它對傳教事業有何作用？
二. 傳教事業與帝國主義侵華有何關系？
三. 戴德生怎樣面對民教沖突？你對此有何評價？
基督教來華初期，傳教效果不大的原因，除國人的大力排拒外，還有傳教士的傳教方法不為國人所喜。
當時，傳教士直接布道的主要形式是街頭宣講、巡回布道和散發傳單。街頭宣講和巡回布道，由於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傳教士所講的福音很難打動人心；人們往往抱著看稀奇事物的心態來觀賞洋人出洋相，某些人有時還會對傳教士嬉笑怒罵，甚至拋石驅趕。散發傳單的效果也差，因為傳教士的中文水平差，僱來幫助編寫傳單的人也大多數不具備足夠的學養，傳單文字常常詞不達意，有時甚至不知所雲，以至於閱讀者興趣缺缺。梁發說，據他所知，只有一個人的信主經歷似乎與閱讀傳單有關。
一些傳教士慢慢發現，辦教育是一個有效的傳教途徑。最初傳教士辦教育，一是為了讓人識字才好讀聖經，二是想主動擔負起教育中國人的責任。在辦學的過程中，他們逐漸明白，這才是在中國傳教的一條絕佳途徑︰學校開學，就有了一批固定的忠實聽眾，任你口若懸河，雄辯滔滔，大講其基督信仰，學生們總是那么認真而虔敬地洗耳恭聽。除了學校的課堂，在當時的中國，上哪裡去找這么好的布道場所，又上哪裡去找得到這么聽說聽教的好聽眾﹗
傳教士最早開辦學校，要從1818年馬禮遜等人辦英華書院算起，但1818-1875年的五十七年間，教會學校的發展並不很快。1875年的中國，共有教會學校八百所，主要是小學，學生有三萬人。1875年以后，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社會對受過新式教育的學生的需求激增。教會學校是當時中國唯一的新式教育機構，所以有了飛躍式的發展。迄1899年為止，教會學校已發展到一千七百六十六所，其中已有許多中學，大學也有了五所。
1905年，中國廢除科舉考試，各省紛紛建立新式學校，但其教學水平根本不能與已有近百年辦學實踐的教會學校相提並論；實際上，當時各級新式學校的教師，絕大部份來自教會學校。當時的教會學校，可說是日正中天，幾乎每一間教堂的附近，就必然有一所新式學校。此外，女子上學，也是教會學校開風氣之先；為了方便女子上學，教會還辦了一些專門的女子學校。與此同時，傳教士還在少數民族當中興學。英國傳教士格柏裡在人跡罕至的苗鄉貴州省石門坎辦學，使幾千年來只有極個別人識字的苗民不僅有了小學生、中學生，而且有了大學生，使石門坎這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通公路的閉塞地區被當時人稱為“中國西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1918年，全中國共有教會學校一萬三千多所，學生超過三十五萬人。
辦醫療是傳教士的又一傳教途徑。傳教士早期開辦的醫療機構，可以追溯到1820年馬禮遜在澳門設立的中式醫館。1834年，伯駕在廣州行醫，可作為基督教在華醫療傳教事業的正式開始；他在次年辦起的“博濟醫院”，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化醫院。發展到1914年，在中國的教會醫院裡，有外籍男醫生三百人，外籍女醫生一百三十五人，外籍護士一百一十二人，華籍醫生九十四人，門診治療達二百一十三萬人，接受住院治療為十二萬七千人。教會醫院對貧苦的病人贈醫施藥，既解除病人的肉體痛苦，又盡量找機會拯救他們的靈魂，許多病人及其家屬都深為感動，不少人因此而信仰耶穌。
教會興辦的學校和醫院都有社會福利性質。此外，中國還有許多社會福利事業都是教會率先興辦起來的。其中，1840年德國差會巴陵會在香港開始的孤兒院，1874年北京穆雷希爾盲人院的建成，1887年登州出現的聾啞學校，1891年聖公會傅特醫生在廣東北海倫敦會普仁醫院中附設麻瘋病院，1898年嘉約翰在廣州芳村建立瘋癲病院，都可以冠以“中國第一家”的徽號。此外，中國是個天災頻仍的國家，救災在中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社會福利工作，一有災荒，國家和社會都要大力賑濟。1876-1879年，華北五省連年大旱，死亡人數高達二千萬之眾。李提摩太等傳教士通過努力，在海內外征集到大批救災物資，又及時送到災區分發，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得到朝野上下的盛贊。
教育是現代化國家立國的基礎之一，醫療和福利事業的發展水平是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指標。在西方傳教士的推動下，中國現代教育已經部分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現代醫療和社會福利事業則從無到有，並有長足的進步。
與此同時，還有一部分西方傳教士熱衷於把西方的科學技術、政治製度和學術思想引進中國，加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他們認為︰傳教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中國社會文化土壤“板結”，基督教既難於在這種土壤生根，更難以開花結果。要中國人順利地接受基督教，就應該讓中國的社會文化土壤變得像西方國家那樣，這是為福音廣傳必須進行的預備工作。他們進行的工作，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進入中國政府的洋務機構，擔任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工作。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1862年進入清朝訓練外語人才的同文館擔任總教習，主持館務三十多年，把同文館辦成了一個全面講授西方文化科技知識的學府。1898年，丁韙良又受聘就任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為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奠定了堅實的現代化基礎。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任職二十八年，翻譯西書一百二十九種，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識介紹給中國人。
二是出版報刊和書籍。中國第一份民辦報紙是馬禮遜、米憐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接著，許多西方傳教士都辦起了報紙。中國早期所有的報紙，幾乎都是基督教會辦的。這些報紙，除傳播福音、報導教會工作外，還大力介紹西方現代思想、科學技術和政治製度。
在基督教報刊當中，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s）主編的《萬國公報》。該報著重介紹西方的最新知識和思潮，並發表鼓吹現代化和政治體製變革的文章，成為當時關心國是、憂心大局的各界人士爭相閱讀的報紙。清政府內主張搞現代化的洋務派高官張之洞、曾紀澤等經常閱讀該報；力主變法圖強的光緒皇帝非常重視該報，曾下令按期呈覽；搞戊戌維新的康有為、梁啟超，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成長，也是源於這張報紙；革命黨人有許多也是這張報紙的忠實讀者，孫中山的《上李鴻章萬言書》就首次發表在這張報紙上。
基督教的出版機構，主要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廣學會。廣學會通過編譯西書，介紹西學、鼓吹新政，啟迪民智、匡時拯俗，在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和民國建立三個歷史階段中都起到了領導思想新潮流的作用。迄1907年為止，廣學會出版了三百多種書籍，累計印數近百萬冊。當時閱讀廣學會書籍蔚然成風，朝廷命官、士大夫和社會賢達，幾乎是人手一冊，影響至為深遠。
西方傳教士為了傳播福音，在中國興辦了許多現代教育、醫療、福利事業，出版了許多書報介紹西方思想文化、政治製度和科技知識，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業跡斑斑，有目共睹。可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笑納了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現代化厚禮，卻拒絕了他們傳播的福音。
■ 作業（討論題目）︰
一.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教育的關系如何？
二.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醫療事業的關系如何？
三. 基督教與晚清中國現代化進程關系如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年的皇帝專製，建立了中華民國，但革命不徹底，政權很快落入軍閥之手。革命黨在南方樹旗抗爭，地方軍閥趁亂割據，國內戰事頻繁，時局動蕩不安。同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有增無減。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列強忙於歐戰，無暇東顧，日本帝國主義趁機加緊侵華，甚至在1915年向中國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成為中國人民的頭號大敵。中國人民對列強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經濟、軍事侵略活動，特別對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罪惡行徑痛恨至極，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普遍高漲。
1919年，處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事的巴黎和會上，中國本可憑戰勝國之一的身份收回戰敗國德國在中國掠奪的利權，可是由西方列強把持的會議竟然把這些利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引起全國大嘩。5月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發出了聲討帝國主義的怒吼，掀起了民族救亡的高潮，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胡適之、蔡元培、李大釗等人都是留學西方或日本的知識份子，深受當時西方科學實証、唯物無神等反傳統反基督教思潮的影響。因此，在“五四”運動民族救亡、反帝愛國的主旋律中，也跳躍著反傳統、反權威、唯科學、主實証、重物質、輕精神以及反基督教的音符。
在“五四”運動時間，西方基督教差會開辦的教會學校，大都不合時宜地以“政教分離”作為理由，不讓學生上街游行示威表達中國人的民族情緒。這一作法實足以“坐實”民間早已有之的“信了洋教不愛國”、“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的流言，引起多數民眾對基督教的反感。這種反感。受到某種刺激，就會化為憤怒，形成攻擊力量。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將在北京清華學校舉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為這次大會所作的籌備工作很有吸引力，招致激進的反基督教人士的強烈不滿。上海的一群學生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於3月9日發表宣言，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中國開會，並攻擊基督教，又通電各大城市，呼吁廣大學生行動起來，聯手遏止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3月11日，北京學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十天后也發表宣言，責罵基督教。4月9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閉幕那天，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學召開三千人大會，反基督教情緒十分高漲，成為非基運動的一個高潮，鼓舞了京津地區非基運動的開展，會后有許多大專院校都發表了非基督教聲明。當年暑假開始以后，學生分散，運動才停頓下來。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大革命，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再次普遍高漲。4月間，廣州英國聖公會所屬聖三一學校的學生組織學生聯合會，遭英國校長否決。學生與校方對抗，並發表宣言，爭取校內集會結社自由，而且提出“爭回教育權”的主張。在他們的帶動下，徐州、南京、福州等地的教會學校也出現了學潮。
教會學校的學潮的高漲，促進了非基運動的再起。當年夏天，幾個被上海基督教浸會書院勒令退學的學生發起非基運動，得到許多人的響應。8月間，在國共兩黨的支持下，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執行委員（主席）由共產黨員唐公憲擔任，而同盟的規章製度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草擬。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對基督教發動全面猛攻。同年12月，非基督教同盟組織了一個“非基督教周”活動。12月22日，長沙、廣州、濟南、武漢、九江、上海、蘇州、徐州、杭州、紹興、寧波等地“非基督教周”行動開始，反教群眾擁上街頭游行示威、散發傳單、分隊講演；一部分人涌進教堂搗亂︰破壞禮拜、圍攻教士，甚至以飛石擲擊教堂，行動非常激烈，掀起了非基運動的新高潮。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紗廠老板殺害中國工人。同月30日，上海學生示威游行，聲援工人，遭英警開槍狙擊，造成大量傷亡，史稱“五卅慘案”。全國人民反應強烈，掀起反帝國主義的斗爭高潮。在這場反帝國主義的正義行動中，一向被大多數國人視為“帝國主義先鋒”的基督教遭到巨大的沖擊，教會學校中的學潮波濤洶涌。從“五卅”到年底的七個月時間內，各省出現的教會學校學潮多達四十三起。
1926年，國民革命軍從廣東開始北伐，所到之處，反基督教的事件多有發生，教堂、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多被軍隊或黨部占用，教產被隨意使用或破壞，教會的損失極為嚴重。1927年3月24日，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攻克南京，一部份軍人襲擊英、美領事館，攻擊、劫掠外國傳教士，有六位傳教士被殺，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史稱“南京事件”。這一事件使得五千名新教傳教士逃離中國，傳教工作基本宣告停頓，許多地方的教堂關門大吉，信徒流失的情況空前嚴重。
1927年4月，國共分裂，內戰大興，非基運動逐漸遠離國人注目的焦點。同年12月1日，國民黨領袖蔣介石與有濃厚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宋美齡女士結婚，雖然他當時還未成為信徒，但這一婚姻的締結不能不影響到整國國民黨對基督教的態度。1928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禁止學生從事政治活動，學潮受到限製，與學生運動不可分割的非基運動也就沉寂下來。
非基運動從單一的學生運動發展成有政黨組織的運動，以后匯入反帝國主義的急流，又進一步與軍事行動相結合，對中國教會形成越來越大的沖擊和壓力。面對非基運動的疾風暴雨，教會中人的態度頗不一致︰一些人認為，陽光下無新事，非教反教之事，歷來多有，卻無礙於基督教成長壯大，對於非基運動，最好是漠然視之，所以主張保持沉默；也有人從護教的目的出發，對非基運動的攻擊言論反唇相譏，奮力抗爭；還有人對非基運動的來龍去脈進行分析，對教會自身的缺失深自省察，並主張改革教會，以應付新的社會環境，面對新的社會潮流。
■ 作業（討論題目）︰
一. 為什么非基運動對中國教會有越來越大的沖擊力？
二. 教會中人對非基運動的反應如何？
西方基督教差會憑借傳教保護條款在華傳教的做法，招致中國民族主義的排拒，給中國教會帶來無窮禍患。一些眼光比較遠大的西方傳教士，早在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就已指出︰中國教會，必須是有完全自主權力，自治和自傳的教會。這是基督教扎根中國並成長壯大的最大保証。
二十世紀初，脫離西方差會而獨立的中國教會逐漸出現。1902年，謝洪賚、宋耀如等一批有影響力的平信徒領袖在上海慕爾堂發起中華基督徒會，其宗旨是向世人表明，對中國基督徒來說，愛國和愛教並不矛盾，同時也想自傳福音到西方傳教士足跡未至的廣大國土。但那一時期，獨立教會的發展速度還不夠快。
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反教人士猛烈抨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系”。這時，大多數西方傳教士才醒悟到應該把教會的領導權移交給中國信徒。中國教會的領袖們也意識到，為了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必須盡快建立中國化的教會，於是針對原來大部分教會對“外人、外資、外治”的依賴，提出了“自立、自養、自傳”的“三自”方針。
二十年代，出現了由各地“三自”教會組成的“中國自立教會總會”。西方差會在中國發展的不同宗派的教會，也聯合成立了“中華基督教會”，雖然這些教會還不能脫離西方差會而獨立存在，但在領袖人選和管理方面，中國信徒的比重逐漸增加。
這一時期，最令人注目的，是出現了一批由華人領袖建立的完全脫離西方教會傳統的自立教會，其中最有名的是張靈生、魏保羅等人建立的真耶穌會，敬奠瀛建立的耶穌家庭，倪柝聲建立的基督徒聚會處和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會堂︰它們都是“自立、自養、自傳”的中國教會，與西方差會沒有任何組織上、行政上和經濟上的關系。1949年前后，真耶穌會在全國有一千所，信徒約八萬人，基督徒聚會處有一百間教會，信徒超過七萬人。這兩個自立教會，再加上耶穌家庭，共有信徒二十五萬人，超過全國基督徒人數的四分之一。
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國，政局多變，戰火紛飛，災難頻仍，物資匱乏，人心空虛，中國基督教布道家應時而起，在屬靈的工作上，取代原來西方傳教士的地位，成為中國教會的屬靈領袖。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布道家有王明道、陳崇桂、宋尚節、計志文、倪柝聲、王載、賈玉銘、趙世光等人。在他們的推動下，神州大地掀起了奮興運動。
布道家足跡所到之處，中國教會都掀起了奮興的熱潮。布道家通過個人見証、戶外聚會、福音大會、奮興培靈等活動，同信徒一起認罪、悔改、奉獻，使原來死水一潭的一些教會變得生機勃勃，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教會。一些聽過他們布道的信徒，今天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仍然熱血沸騰，激動不已。
這批布道家大多沒有差會作后盾，經濟上沒有固定的收入，但他們不為生活而擔憂，只管憑著信心，放膽大講真道。他們大多沒有受過正規神學的訓練，除宋尚節曾獲美國化學博士頭銜外，其他的人大概都只有高中學歷。他們是在聖靈的導引下，憑著十足的信心，以滿腔的熱誠和徹底奉獻的精神傳揚真道，所以靈性的活水能從他們的口中如滔滔河水一般洶涌而出。雖然他們講述的內容比較簡單，在某些神學家看來，甚至可以說膚淺，但他們有聖靈灌注的布道的確震撼了當時的中國教會，同時震撼了成千上萬中國基督徒的心靈。他們在中國教會中的聲望與日俱增，遠遠地超過了西方來華的所有傳教士，盡管后者當中的不少人神學訓練有素，哲學思想高深。
這批布道家的共同特點是充滿靈力，但由於各人的恩賜不同，布道的重點也就有所不同︰宋尚節和計志文主要在教會裡鼓動複興；王載和趙世光注重向非基督徒布道；王明道強調信徒的聖潔生活；賈玉銘注重靈修；而倪柝聲則特別強調靈命。他們都是成材的大器，是聖靈興起的中國教會的新一代領袖。
布道會燃燒起中國基督徒的信仰熱情，布道家的舉止、作風也一時成為人們模仿的榜樣。雖然模仿者大都難免東施效顰之譏，但布道家在當時人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則是不可動搖的事實。
在這批布道家當中，以伯特利布道團的宋尚節、計志文影響最大。他們的布道團花了四年時間，巡行布道五萬裡，足跡印遍全中國，因參加他們布道會而堅定信心和受洗歸主的人數超過五萬人。
複興運動布道家的布道十足地中國化，信息內容與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聽他們的布道，不會使人覺得基督教是外來的“洋教”，而是中國人自己的信仰。在複興運動中，西方差會帶到中國來的好些傳統儀禮、形式習慣、行政作風和教條主義都被中國布道家拋到了一邊，所以他們多有排斥西方教會傳統的傾向。
複興運動的布道家也聽到了批評的聲音。批評之一，是他們的神學訓練不足，理論基礎薄弱；他們高舉聖經，遵奉聖經為唯一的權威，卻不在乎他們所持的中文譯本聖經的譯文存在不少可議之處。批評之二，是有的布道家布道過於情緒化。比如，宋尚節布道時，常手執一具小小的棺材模型大聲疾呼︰“發財﹗發財﹗發棺材﹗”一些對基督教缺乏了解的人，甚至可能懷疑某一布道家是否有些歇斯底裡。批評之三，是他們的思想保守，只顧及個人得救和末世的幸福，而把基督教對社會的關懷略去不論。
■ 作業（討論題目）︰
一. 為什么會出現自立教會？
二. 中國奮興布道家有何特點？
1937年7月7日，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積極投身抗戰。基督教會愛國不落人后，也緊急行動起來，支援前線，救濟難民。基督教青年會和上海各教會組成“基督教難民救濟委員會”，救死扶傷，安置難民，分發醫藥和食品；又成立“戰區服務全國委員會”，廣泛開展慰問將士，征集、輸送物資等戰區服務工作。
許多西方傳教士在大力支持中國教會進行戰時服務、救濟等工作的同時，又積極設法將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曝光。金陵大學教授畢范宇等美國傳教士組織“中國通訊服務處”，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專門發布中國抗日戰爭的消息，並集中報導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和受難中國民眾的悲慘境況，呼吁美國政府對日本進行經濟製裁、禁運戰爭物資，呼吁美國人民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1937年12月，中國首都南京失陷，入城的日軍進行瘋狂的大屠殺，三十萬中國軍民被淹沒在滔滔血海之中。一些西方傳教士義無反顧地堅持留在南京城裡，竭力保護遭難的中國民眾，並冒著生命危險用實錄、攝影等方法記錄下日軍屠城的鐵証。基督教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代理校長魏特琳在校園中收容了數千名中國婦女，使她們免遭日軍的強暴；金陵大學附屬醫院的威爾遜，是全城唯一未逃走的外科醫生，他日日夜夜在手術台前工作，救治了大批的中國難民。
抗戰初期，華東、華北、華南各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地區紛紛落入敵手。在淪陷區，教會產業多被日軍侵占，廣大教牧人員和教友動輒得咎，出現無數悲劇。一些基督教知名人士被日本人和漢奸殺害。教會領袖、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曾任上海基督教難民救濟委員會主席，抗日愛國立場堅定鮮明，1938年4月7日，被日本特務操縱的漢奸恐怖團體刺殺於上海靜安寺路街頭。對於英、美等國的傳教士，日本人出於外交上的考慮，還不敢大膽迫害，但是不許他們去農村布道，只準在城市裡活動。當時，城市裡還有少許教堂在開放活動，鄉村裡的教會活動基本上停止了下來。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上午，北京等地各英美差會所屬教會都被查封。所剩無幾的幾間教堂都由日本軍方派日本牧師前去領導。日本軍方為了便於控製，又強迫不同宗派的教會進行合並，結果使教會的數目幾近於零。河北一省，只剩下北平、保定和順德三處教會。淪陷區所有的英美傳教士約一千二百人，幾乎全部被日本人投入集中營，其中包括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 L. Stuart）。英美傳教士在集中營裡飽受煎熬，不少人因條件惡劣、營養缺乏致病，也有人因身體衰竭而失去生命。倫敦會傳教士、曾獲1924年巴黎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四百米賽跑冠軍的呂道牧師（Eric Liddell），在山東濰縣的集中營中受迫害后因腦瘤致死。
抗戰中期，日軍想在短期內擊潰中國軍隊、迫使國民政府投降的美夢已經破碎，正面戰線基本穩定下來，在被稱為“抗戰大后方”的西南各省，教會活動有了一定的開展。
撤退到大后方的基督教會，除了支持抗戰，從事救死扶傷和救濟難民工作的同時，也大力發展教會自身。雖然烽火不斷，狼煙沖天，教會在聖靈的帶領下還是有很大的增長，新增加的信徒人數有十五萬之多；一些教會還開始在西南各省的少數民族中傳教，拓展了傳播福音的新領域。與此同時，教會還積極進行內遷學生的救濟工作，並向他們傳播福音；為了幫助這批中國未來的人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和世界學生聯盟攜手合作，在英、美等國籌集到大批款項，並通過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送到他們手中。
抗戰期間，全國有三分之二的大專院校都遷到了大后方。教會所屬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齊聚在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所在地華西壩，使成都成為大后方實力最為雄厚的高等教育中心。這五所教會大學不僅開設了豐富的高水平課程，還運用其強有力的科研力量幫助大后方工農業的發展。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勝利結束，教會生活開始全面複蘇。在戰爭中被日本人拘禁的西方傳教士絕大多數返回原來的工作場所。中國教會配合抗戰勝利的形勢，加強了傳播福音的力度︰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針對抗戰勝利后中國重建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發起了“三年奮進運動”；同時，向遙遠之地、未得之民傳福音的工作積極開展起來，許多基督教青年加入邊疆布道的行列。據統計，1949年，中國基督教信徒達九十三萬六千零七十七人，比抗戰前的1936年增長百分之七十七；教會達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二間（此外，還有其他崇拜點七千四百二十六處），比抗戰前增長約一倍。聖經公會印行的中文版聖經，僅1946年一年間就分送三百萬冊。金陵神學院章文新博士主持編譯的《基督教歷代名著》五十三卷宣告完成。教會學校全面複課，僅1947年一個學年，申請上教會大學的青年人就有十一萬之多。以上事實充分表明︰中國教會正在發展的道路上迅跑。
可是，中國教會這一蓬勃發展的趨勢被國內政局的劇變扼阻了。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國共兩黨內戰重開。在抗戰中被日本人打得焦頭爛額的國民黨，打不過在抗戰中迅猛壯大的共產黨，終於在1949年被趕出中國大陸。從此，中國教會的歷史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 作業（討論題目）︰
一. 中國教會和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抗戰有何貢獻？
二. 此一時期大后方的教會工作有何新發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此前的9月，吳耀宗等五位基督教人士應邀出席了在北平（今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次年5月，政務院（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三次接見吳耀宗等人，啟發他們認識到︰中國基督教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不為人民接受，中國教會必須革新。吳耀宗等人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撰寫了《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一文，呼吁中國教會擁護共同綱領（代憲法），在政府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新中國奮斗；並要求西方傳教士在短期內離開中國。此文於1950年9月發表，並先后征集到四十萬名基督徒（約占全國基督徒總人數的一半）的支持簽名。當年秋天，全部約六千名西方傳教士開始撤離中國。
1950年11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國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美國政府沒收中國在美國的財產，中國政府也針鋒相對地沒收美國在中國的財產，但美國在中國的財產大部份屬教會所有，因此教會的損失非常巨大。
1951年4月，政務院宗教事務處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各地教會都派代表參加。會后成立了“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吳耀宗以該會主席的身分成為中國教會的領導人。
從這次會議開始，教會中普遍開展了控訴運動和政治學習。控訴運動的對象是美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會中的親美份子。政治學習主要是舉辦三自革新學習班，在學習班中，教牧人員不僅要學習時事政治，還要提高思想覺悟，進行自我批評。
1954年7月28日，第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在北京舉行，決定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稱“三自會”），作為中國基督教“全國領導機構”。
三自會正式成立以后，在加強反帝愛國、革新改組教會、改造教牧人員思想的同時，又指控一些教牧人員和信徒為反革命份子。1955年，北京的王明道被打成反革命被捕，廣州的自由傳道人林獻羔與同工及部份信徒被打成“大馬站反革命集團”而被捕。1956年，遍及全國的基督徒聚會處的許多成員被當作“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首要份子被捕（倪柝聲本人於1952年4月已被捕）。
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三自會副主席陳崇桂等一大批基督徒因批評政府或干部而成為右派份子，遭到批判、斗爭，其中一部份人被押送勞改。
1958年，“大躍進”運動風靡全中國，教牧人員都被送進政治學習班。經過學習，幾乎所有教牧人員都批判自我，表示愿意接受政府改造，於是政府就安排他們去工廠、農村從事體力勞動或其他工作。這樣一來，許多教會無人牧養，三自會於是在“教會合一”的旗號下安排“聯合崇拜”，結果使教會數量大減。上海的二百間教會減少了九成，只剩下二十間；北京原有教會六十五間，減少百分之九十四，只剩下四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驟雨猛襲神州大地，全國城鄉所剩無幾的三自教會全部被“紅衛兵”沖擊摧毀或勒令關閉。在長達十年的社會大動亂中，中國所有的基督教教會和機構都被打翻在地︰教堂被查封，教產被掠奪，聖經和屬靈書刊被當作“四舊”（指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之物而投於烈火；許多教牧人員和信徒被打成“牛鬼蛇神”而遭到批判、斗爭，有的被關進監牢或押送勞改、流放。中國教會在“文革”期間所遭受的逼迫是教會歷史上空前苦難的一章。
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成為階下之囚。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搞“現代化”，政府對宗教比較寬容。
中國教會不失時機地恢複活動。1979年4月8日，寧波百年堂恢複禮拜，上海、廣州、廈門、蚌埠、福州、瀋陽、天津、漳州等地教會相繼跟進；到第二年，全國各省、市的禮拜堂基本上都恢複了聚會。1991年，全國已有七千多所教堂開放，聚會點則有三萬多個。許多教會裡也有很好的講道、查經和禱告的聚會。
三自會的基本使命是保証信徒愛國，為了推動教會本身的教務工作，1980年10月，在南京又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協會”（簡稱“基協”）。基協的工作范圍是︰搞好教牧工作，開設神學院，舉辦義工培訓班，印製聖經、贊美詩和屬靈書刊，與國內外教會聯絡、溝通。
1981年7月，金陵協和神學院開學，接著各省、市的神學院也紛紛恢複上課。1991年，全國已有十三所神學院，在校神學生約七百人。
聖經的出版工作也得以恢複，新印刷的聖經超過六百五十萬冊，其中包括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聖經譯本（比如1984年雲南省出版了苗文《新約全書》一萬冊和僳僳文聖經一萬五千冊），此外還出版了贊美詩三百多萬冊和為數不多的幾種教義小冊子。
最令世人震驚的，是中國基督徒人數的成倍增長。1949年，中國基督教信徒不超過一百萬人。“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看不到基督教徒的活動，以為基督教已經真的“永世不得翻身”。誰曾料到，“文化大革命”的狂飆過后，教會重開之日，興奮的人群像潮水一般地涌向教堂。要問今日之中國究竟有多少基督徒，可能誰也說它不清。僅官方的說法，就有一千三百三十二萬、一千三百七十萬和一至二千萬等不同的“版本”，而且這僅僅是參加三自會和已向政府登記的教會信徒人數（詳見本課第一題作業的答案），那些未參加三自會又未向政府登記的家庭教會信徒人數，要比官方掌握的統計數字大得多。有人估計，目前中國基督徒的人數在二千萬至五千萬之間，實際上極有可能已超過五千萬。
今天的中國教會，在許多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但就基督徒的人數而言，在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國家裡，有那么五、七千萬的信徒並不能說多。實際上，在今日的中國還有數以千百萬計的同胞從未聽聞過福音。因此，在遵行耶穌“大使命”的道路上，中國教會實在是任重而道遠。
編注︰有關中國大陸家庭教會的發展，本冊材料限於篇幅，未能詳述，請學員務必閱讀本冊進深書目中的《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和艾得理著《中國教會長征錄》兩書。
■ 作業（討論題目）︰
一. 當代中國基督徒增長的情況如何？人數有多少？
二. 為什么出現家庭教會？其現狀如何？
根據本課內容，一、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歷史事實証明，鴉片戰爭之前，基督教已經三次入華，這三次入華都是從陸路來而不是從海洋上來。
三. 禮儀之爭的內容已見於本課。筆者個人認為，耶穌會士較重視“本土化”，基於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尊重中國祭祖、祀天、尊孔等傳統習慣，主張在基督教的禮儀方面有所變通，大方向是正確的。反對派堅持西方教會傳統，從保守的立場看也許不錯，但不考慮“本土化”的問題是其缺失，以至於毀掉了清初傳教的大好形勢。
編注︰有關祭祖問題，歷年來中國教會已有不少討論，其中有四本書值得參考︰
（1） 徐松石著，《聖經與中國孝道的發揚》，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65年。
（2） 《基督徒與敬祖》，中國與福音出版社。
這是1983年12月亞洲九個國家九十八位牧師召開「敬祖研討會」的論文集，1985年出版。
（3） 黃伯和等，《基督徒與祭祖》，台北雅歌出版社，1994年。
（4） 邢福增、梁家麟著，《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7年。
一. （1） 居留身分；
（2） 無法接近中國民眾；
（3） 學習中文；
（4） 不友好的宗教環境（澳門天主教）。
從馬禮遜面臨的困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日后為什么有的傳教士不惜違背聖經的教訓而藉助於“人為”的方法進入中國。
二. （1） 新教第一位來華傳教士；
（2） 在中國譯出第一本中文聖經；
（3） 編印第一本華英字典；
（4） 開辦第一所西式（教會）學校；
（5） 創建第一家基督教醫療機構；
（6） 出版中國第一份民辦報紙。
從這六個“第一”可知，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事業的基礎，實由馬禮遜奠定；基督教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也由馬禮遜開始。
三.太平天國是十九世紀中國規模最大的一場民族革命運動，也是一次以基督教為旗號的中國農民戰爭。1836年，洪秀全到廣州參加科舉考試，得到一部梁發撰寫的《勸世良言》，幾次考試不中以后，才精讀此書，遂大徹大悟。1843年，洪秀全、馮雲山、洪仁 等創“拜上帝會”。1847年3月，洪秀全、洪仁 到廣州，從美國浸信會牧師羅孝全（I. J. Roberts）學習基督教常識。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會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太平軍英勇奮戰，不計生死，不到八個月時間，就打下了南京。這一方面是受民族革命思想的鼓舞，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軍隊是宗教化的。太平天國的理論基礎、軍政製度多有基督教的內容，太平軍人人必須遵守的“十款天條”（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題皇上帝之名；七日禮拜；頌贊皇上帝恩德，孝順父母；不好殺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亂；不好偷竊劫搶；不好講謊話；不好起貪心。）就是“摩西十誡”的翻版。占領南京（建都於此，改名天京）后，太平天國領導層發生內訌，元氣大傷。這時，洪仁 來到天京，受封“干王”，主持軍國大事，與后起之秀陳玉成、李秀成共扶天國。洪仁 曾在香港做過倫敦會的傳道人。他寫了一部現代國家的建國綱領，叫作《資政新篇》，其中的很多方案，比如設立專利製度等，中國要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設立。可惜當時處於戰爭環境，這部建國綱領未能施行。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曾到太平天國拜訪洪仁 ，洪仁 介紹他與洪秀全見面，楊格非要求準許自由傳教，得到了洪秀全的允準。楊格非對太平天國的看法是︰“他們的宗教，雖有不少錯誤，然其中仍有幾個重要點為他們所清楚明了並熱誠信守的，而這幾點也正是我們的宗教之根基，無此便不成為基督教了。他們關於上帝的觀念是正確的。”但是更多的傳教士認為太平天國在教義和禮儀方面的中國民族色彩，都是異端的表現，必須堅決反對，於是鼓動本國政府支持清朝鎮壓太平天國。最后，在中外反對勢力的聯合攻擊下，堅持了十三年的太平天國終於敗亡。太平天國是中國近代民族革命的開端，這場革命運動深受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的影響。可以說，沒有基督教的傳播，就不會有太平天國這樣的革命運動。
一.傳教保護條款的內容已見本課。一些傳教士千方百計地在不平等條約中列入這些條款，出發點是為了使傳教士和中國信徒免受無謂的迫害，便於傳教活動的正常開展。但是，這些條款趁帝國主義軍事力量戰勝之余威而寫進政治性的外交條約中，不能不使人覺得帝國主義侵華和傳教事業如出一轍，給傳教事業帶來無比巨大的負面影響。再者，條款中對習教者一體保護的提法，從字面上看，並無不公平處，但在實際執行中這種提法不只不公，簡直可說霸道。由於這些條款的製約，在日后的民教沖突中，清朝政府不得不作出有利於教會、傳教士和中國信徒的決定，根本無法秉公辦理。還有，條款中對中國信徒的保護，在執行中使一部分中國人成為政府的治外之民，這就為偽信者、吃教者和混入基督教的不良份子在基督教旗幟下為非作歹提供了條件。更不幸的，是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為了欺蒙國內公眾，有意利用這些條款作為進一步侵華的借口，就更使得傳教事業脫不了與帝國主義侵華的干系。因此，從局部的和眼前的角度看，傳教保護條款促進了當時的傳教事業；但從全局的和長遠的角度看，這些條款給傳教事業帶來無窮禍患，成為傳教事業在中國開展的最大障礙之一。
二.注意︰（1）傳教事業與帝國主義侵華本為二事，但又有兩點巧合；（2）二者之間有相互利用的問題︰一些傳教士利用帝國主義侵華的機會進入中國，帝國主義利用傳教中的問題作為侵華戰爭借口；（3）應把利用帝國主義侵華推進傳教事業的少數傳教士和大多數西方來華傳教士區分開來；應把藉帝國主義侵華推進傳教事業的傳教士與一心一意信靠神推進傳教事業的傳教士區分開來。
三.戴德生對民教沖突的態度已見本課。戴德生的態度是正確的。他有一句名言︰“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不是中國，是上帝。”他熱愛中國，信靠上帝，完全憑信心服事上帝，堅拒英國政府的外交和軍事支援，以信任取代疑惑，以愛化解恨。正因如此，他才成為西方來華傳教士中最傑出的人物，他所開創和領導的內地會（今“海外基督使團”）才成為西方基督教差會中傳教成果最為豐碩的差會。
一.基督教對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可分五個方面進行說明︰（1）最先開辦現代教育（參考第二課）；（2）幫助官方興辦現代教育；（3）開女子上學的新風，差不多每一個差會都辦有一所女子學校；（4）最早派遣留學生，推動留學潮（參考第二課）；（5）在中國少數民族中發展教育。
補充材料（1）基督教與清華大學︰1906年3月6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白宮向西奧多 . 羅斯福總統建議，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賠款”在中國興學和資助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在明恩溥等人推動之下，羅斯福總統向國會提出贊助中國教育的諮文，1908年5月25日由國會通過。1908年，美國正式宣布退還“庚子賠款”的半數，計一千一百六十余萬美元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為了開展派遣留美學生工作，清朝政府於1911年在北京開設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4年改名為“清華大學”。
補充材料（2）基督教與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丁韙良和首批中外教習幾乎全部都是基督徒。1951年中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由於北京大學占用原基督教燕京大學校園，因而燕京大學與文學、理學、法學相關科系並入北京大學，成為北京大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基督教對中國現代醫療事業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可分四個方面進行說明︰（1）開辦現代醫療事業。中國傳統醫學有很大特色，也有很高水平，但也有許多弱項，比如外科手術、麻醉術、消毒術、流行病學、預防醫學方面都不如現代西醫。傳教士把現代醫療事業引進中國，不僅造福於中國廣大人群，也加速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2）創辦專門醫院。中國的婦女兒童醫院、麻瘋醫院、瘋人院、療養院、戒毒所等專門醫院都是基督教會最先創辦的；（3）進行醫療教育。基督教不僅在中國設立了許多醫學院校，還送學生到西方國家留學，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現代醫學人才。中國第一位西醫黃寬以及金雅妹、柯金英、石美玉等第一代中國女醫生，都是基督教培養的果實。（4）翻譯出版醫學著作。基督教在這方面也是碩果累累。僅廣州博濟醫院第二任主持人嘉約翰醫生就出版了《論發冷小腸疝兩症》、《經驗奇疾略述》、《奇症略述》、《西藥略說》、《割症全書》、《化學初階》、《內科全書》、《病症名目》、《西藥名目》等書。
補充材料 基督教與北京協和醫院︰1861年倫敦會傳教士駱克和在英國駐華使館旁創設一間“施醫院”，1864年由德貞醫生接辦，遷院址於米市大街，收學生數十人，又翻譯《全體通考》、《西藥大全》等書。1895年增設婦女兒童醫院。1900年，義和團事件中醫院被毀。1901年租房開診，逐步恢複原有規模。1903年增設大藥房。1905年開辦協和醫校，為中國當時層次最高的醫學院校。后得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院務大為擴充，至今仍為中國最好的醫院之一。
三.晚清中國現代化進程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在物質層面進行的洋務運動；第二階段，是製度層面進行的改良和革命。第一階段中，主要是以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為指導思想，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製造堅船利炮。在這一時期，一些西方傳教士編撰發行書報，大肆宣揚西方科技，其主要宣傳陣地是廣學會和《萬國公報》。一些傳教士還躬行示范，大力提倡西方科技。比如，李提摩太就曾在山西為官紳階級開過系列科技講座，其題目如下︰（1）哥白尼的天文發現；（2）化學的神奇；（3）機械的功用；（4）蒸氣的妙用；（5）電的功能；（6）光的作用；（7） 醫藥與手術的神跡。同時，又開辦現代教育，為中國培養現代化所需的人才。一些傳教士進入中國的洋務機構，比如丁韙良進入同文館，林樂知教士進入上海的廣方言館，直接為中國的現代化服務。第二階段的改良運動期間，主持維新的光緒皇帝是基督教《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維新的主將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大部份來自傳教士的影響。傳教士還在基督教報刊上批評時政，倡導改革，主導時代潮流。僅《萬國公報》上發表的有關變法的論文就有數百篇之多。在第二階段的革命運動當中，基督教的作用就更大了。革命的主要領袖孫中山是受洗重生的基督徒。從啟蒙到大學畢業，他所受的教育，全部為基督教所提供。1883年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師施洗，成為基督徒。在他奔走革命的過程中，華僑教會和歐美教會是他宣傳革命、募集經費、吸收同志的主要地方。孫中山的親密戰友當中，基督徒的比例很大。領導惠州起義的鄭士良，與孫中山、楊鶴齡、尤列並稱“四大寇”的陳少白，青天白日旗的設計者陸皓東烈士、謀炸兩廣總督德壽壯志未酬的史堅如烈士等，都是基督教徒。辛亥革命成功以后，1912年4月，臨時國會召開，至少有六十名議員是基督徒。當時的內閣和政府領袖中，孫中山、王寵惠、王正廷、陸征祥、陳振先等，都是基督徒或具濃厚基督教背景。廣東革命政府中的各級官員，百分之六十五是基督徒或教會學校的畢業生。
一.非基運動可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海一批接受了新思想而不愿意看到基督教在中國蓬勃發展的青年學生，藉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開會之機，發起非基運動，全國學生響應，聲勢浩大，但基本上是學生自發的運動，缺乏組織性，暑假來到，學生回家，秋季返校，大多數學生就興趣不大了，所以運動就沈寂下來。這是1922年的情況。第二階段是1924年，非基運動因教會學校學潮重新激起。這一階段，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積極參與領導，再加上和當時社會“收回教育權”的斗爭結合起來，所以對教會的沖擊要比第一階段強得多。第三階段，1925年“五卅慘案”激起全中國的反帝國主義怒潮，非基運動再起，基督教被視為“帝國主義的先鋒”，“帝國主義的走狗”加以攻擊。當時的“共產主義者，則藉反對教會之手段，為主義的活動；在國家主義者，則藉反對教會為排外之表示”。教會受到空前的壓力。第四階段是1926－1927年國共合作北伐戰爭期間，非基運動與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戰爭行動結合起來，產生強大的暴力攻擊性，傳教士和教友遭到逼迫甚至殺害，教會財產也遭受巨大損失。
二.本課分為三種類型︰（1）護教反擊型；（2）漠然視之型；（3）研究自省型。其實還應加上（4）臨陣脫逃型。有少數信仰不堅的基督徒，在強大的壓力下背離了教會。
一.在中國民族主義怒潮日益高漲的形勢下，中國教會一部份領袖為了消除教會的西方色彩，解消教會與中國同胞的誤會和隔膜，實現本土化，擔負起向廣大同胞傳福音的重任，於是建立了自立教會。
二. （1）憑信心工作；
（2）靠聖靈導引；
（3）布道本土化；
（4）有排斥西方教會傳統的傾向。
一.中國教會和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抗戰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中國教會救死扶傷，拯濟難民，堅持辦好教育為戰后國家的重建培養和儲備人才，幫助大后方工農業的發展，充分表明中國基督徒愛國不落人后。西方傳教士除了大力開展救濟工作外，還為中國的抗戰大造輿論，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支持，表現了他們的愛心和無私奉獻精神。所有這些，都使國人原來對基督教的誤解大為消除，有利於中國教會的生存和發展。
二.大后方教會工作的新發展表現在兩個方面︰（1）是開展在少數民族中的布道工作。中國西南各省，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大多數少數民族以前都從未聽聞過福音。中國教會根據他們的需要，開展了這方面的工作。中華基督教會還為此專門成立了“邊疆服務團”。（2）是學生工作。國民政府內遷之時，隨同來到大后方的難民中，以青年學生居多。他們離家出走，生活接濟中斷，處境十分困窘。為了幫助這批國家各方面的未來人才，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和世界學生聯盟在英、美努力籌集款項，交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負責在長沙、南昌、桂林等地分發，使他們能夠完成學業，報效祖國。由於戰爭脅迫，生活艱辛，大后方許多青年學生精神空虛，亟需主耶穌的救恩。一些初出茅廬的布道家與西方差會內地會親密合作，在廣大青年學生中發起了奮興運動。1944年冬天，布道家趙君影在中國抗戰首都（陪都）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布道三天，每晚出席的都約有二千人，在台前認罪悔改，決心歸主的青年學生至少有二百人。1945年7月，在重慶南山舉辦了“全國基督徒學生夏令會”，參加的有四十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一百四十多人。會后組織了“全國基督徒大學生聯合會”，由趙君影任總干事。回首當年非基運動中學生們對基督教的攻擊，今日的成果就更加令人欣慰。
一. 當代中國基督徒人數的增長已見本課。現補充一些數字如下︰
1949年受洗會友936,077人
教會11,992間
其他崇拜點7,624個
牧師2,145人
傳道與教會同工 8,509人 （據《世界基督教手冊》1952年版）
1980年基督徒1,000,000人 （據丁光訓言）
1982年基督徒3,000,000人 （據中共中央19號文件）
1985年基督徒4,000,000人 （據中國基協發表）
1990年基督徒5,000,000人 （據新華社報導）
1995年基督徒12,630,000人 （據愛德基金會發表）
1997年基督徒13,320,000人 （據愛德基金會發表）
二.未參加三自會和未向政府登記的教會，一般在家庭裡聚會，人們稱為“家庭教會”。家庭教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那時，許多基督徒，特別是鄉村信徒，已經有了在家庭中查經、崇拜、禱告的習慣。五十年代，基督教會面對巨大的壓力，到1958年教會大量關閉，剩下少數教會也基本上不講《聖經》而講政治思想教育。一些敬虔的基督徒索性不去教會，就在家庭中查經，崇拜、禱告、團契。這就出現了家庭教會。雖然基督徒在家庭中的聚會不受法律的保護，卻一直滿有活力地進行著；即使在全中國最為動亂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種聚會仍有新的發展。
1982年3月，中共中央《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編號︰[1982] 19）中有一段話提到家庭教會︰“關於基督徒在家裡聚會舉行宗教活動，原則上不應允許，但也不要硬性製止，而應經過愛國宗教人員，說服信教群眾，另作適當安排。”文中“愛國宗教人員”，指三自會教牧，“適當安排”，指由三自會建立聚會點，取代現有的家庭教會。
家庭教會領袖對這一規定的反應不一︰為數不少的人因為三自會在以往極左年代嚴重傷害了教會和教友，現在不但不賠禮道歉，承認過錯，反而以“一貫正確”的面目出現，怕以后遭到新的傷害，所以堅決不肯與三自會合作。有些人認為，三自會在國家的立場上為基督教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架構，教會可以在其中成長，因為“葡萄架或許是死的，但葡萄藤卻有生命”；也有人自信可藉內心屬靈的工作來傳播福音，沒有必要與三自會公開決裂︰所以有的家庭教會與三自會合作；或者已向政府登記，成為政府允準的聚會點。
不肯與三自會合作的家庭教會，經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在一些地方，當政策或地方干部左傾的時候，對家庭教會的壓製和逼迫就會加大力度。但是，在他們面前，最大的壓力來自全中國日益增長的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世俗主義的沖擊。而且，處於“地下”活動狀態的家庭教會，比較容易感染異端的病毒。
最后更新時間: 2002 年 5 月 1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