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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史学家的宗教观 1. 计佐(Francis P.G.Guizot 1878-1894) 法国政治家、历史家计佐曾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复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国务总理，主保守政策。计氏不仅在政治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史学上负极大的时望，而且又是一位敬虔的信徒。在法国怀疑主义和无神主义猖獗的时候，计氏绝不随从末俗，不愧为一卫道的圣徒。计氏死后曾得法国政府至高的荣誉。计氏在他的遗嘱中说： “我信上帝。我敬畏祂，但不敢妄想了解祂，我看到上帝时时临在，时时在施展其作为，不仅在其整个宇宙的永远计划之中，不仅在人类的生命里面，而且还在人类社会中间，尤其在新旧约圣经的启示里面，以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为人中保，舍身救世的恩功上面。我在圣经和福音的奥秘之前屈身敬拜，我不敢用科学方法来企图解释这里面的奥秘。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的讨论，我只有敬谢不敏，置身事外。我有充分的信心，因为上帝已准备我为基督徒；我深信我们在神的亮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仅凭人的理智对于上帝一切无谓争论之空虚。” 计氏又在其所著《欧洲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一书中，论教会在罗马衰亡后的力量，说： “当欧洲面临暴力侵略，行将沦亡之秋，幸赖有一种伟大磅礴的道德力量，维系其民族生命于不堕，如果那时没有教会，恐将为暴力所征服。因为只有教会，才有道德力量，能维护并宣扬神的教训与律法；只有教会才能宣布伟大的真理，成为要类希望的根基，因为唯有上帝的律法，乃是超越一切的律法，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万世而不移的。” 计氏又论宗教对于近代欧洲的影响说： “基督教会对于近代欧洲道德学术的发展，实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近代欧洲学术道德的进步，主功乃是神学的。史实证明，从第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一千余年之间，支配人心者，乃是神学。而一切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问题，也都从宗教观点出发；甚至数学及物理学也尊重教会的教义。所以神学的精神，几乎成为当时欧洲社会血管里流动的血液；直到培根 、笛卡儿时代，才把英法人的思想与心意，带领到神学领域之外。基督教会对于欧洲各国人心影响之大，实非其它各国可与比拟。在东方国家，宗教与学术，是分为两橛的；在欧洲，宗教与学术，乃是‘水乳交融’的。欧洲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性质 不仅是人文的，也是宗教的；可以说，乃是‘天人合一’、‘人神同工’的结果。” 但是这种绝非意味着欧洲的学术文化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缚。计氏论宗教改革运动说： “宗教改革，乃是一件划时代的大运动，乃是由人心的心志发出来的一股伟大力量，使人类得到自由，可自由思想，自由判断，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 换言之，这乃是解放人类理性和反对教会专制的伟大运动，这乃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所以改教运的结果，乃是人类思想自由发展一个极大的进步，乃是人类心志解放的重大发展。” 最后计氏又论圣经的权威说： “在信与不信两种思想斗争中，最有效的作战和致胜的法宝，乃是真神启示的，充满力量的圣经。” 2. 莱基(William E.H.Lecky 1838-1903) 著名的爱尔兰历史家莱基著有《欧洲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Europe.1865.2 vols)、《欧洲伦理史 》(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 1868.2 vols)及《十八世纪的英国》(Emgland in the 18th,Century,1878)诸书。莱氏虽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然在其所著 《欧洲伦理史》一书中，有一段对耶稣基督颂扬备至；并论耶稣基督的人格与教训，对于后世人类之伟大影响说： “基督给予世界人类一个崇高的圣范，虽经一千八百余年长期的变迁，但却始终使人类的心灵里面，充满了一种感人以深的爱心，而且无论在何时代，在何地域，在何环境，都能充分表露与体行，不但成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德性的典型，而且还是这种伟大德性实践的动力。主耶稣在世传道，仅短短三年，但其影响人心，改变人性效力之宏大，实远胜世间一切扣学爱的探讨和道德家的劝勉。” “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其真正的源泉乃在耶稣基督。不论人心如何败坏，罪恶如何深重，不论大主教会僧侣如何专擅腐化，不论教会如何遭遇逼害，不论狂信派之如何感性用事，都不能损害真正教会之尊严。因为基督的圣范，永远昭垂，乃是改造人心的不易原则。完全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林前13：5)，这种舍己无我 、无限伟大的爱心，乃是改造人格的动力，亦为一切德性的源泉。” 3.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治学精勤，研究广博；其所著《历界学者》为公认的巨著。他治史的方法，注重客观，不象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了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智儿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和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发心理史观，伟人史观，地缘史观等说)，这方面的成就而言，汤氏对史学的贡献， 其功实不可抹煞。 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这个世界，要成为“天国”的一部。汤氏以文明的兴起，在于挑战的成功；文明的发展，在于“创造性少数”(Creative Minority)的领导群众，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而文明的破落解体，则始于“创造 性少数”的自矜自负，致令“个人偶像化”、“制度偶像化”，遂使群众失望离心。但 汤氏又认为文明的兴哀，乃是形成“普世的宗教”必经的过程。人类的希望，最后乃在宗教的复兴，使这罪的世界，成为“天国”的一部。 汤氏从其研究历史的结果，综合他的意见，说： “人类最大的不幸，乃在把人类与神的关系仅作外物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在科学，非在技术，非在经济，非在物质。一切人为救世法，都已失败；故无论英雄豪杰 、圣君贤相、复古主义、未来主义，均无补时艰。人类唯一希望，惟在‘超人化身的基督’。” 惜汤氏非神学家，汤氏亦自承其学说非宗教的信仰，乃为史学的结论，故其对“真神”与“基督”之观念，颇多可议之处。尤以其近著《历史家的宗教观》(Christian Approahc to Religion-Oxford,1956)，一书为甚，作者已撰《基督教的历史观》，加以批判，兹不详论。但上述各点，汤乃氏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分析比较的结果，乃是一个历史科学的结论，正可借为基督圣道作‘旁证’。 汤氏强调说：“一切历史，都是圣经真理‘罪的工价乃是死’一语的注解”，所以戴维氏(D.R.Davies)说 ：“汤氏《历史研究》一书，直可更名为《原罪学》(The Science of Original Sin)。六千年人类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人史定律，便是人类一切的努力，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绝非人力所能挽救！”（见戴氏著《打倒人类的虚骄》(Dowm Peacick's Feathers, Macmillan,1944) 汤氏虽误以神即‘超人’，但却认耶稣基督乃为一救世者，一个超凡入圣崇高伟大之目标。又谓：人类文明的进步，乃在其生活境界的提高，而非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类文明进化史， 简言之，实在就是人类努力向上，脱离粗野的原人状态，迈向理想的超人境界的奋斗过程。人之异乎原人，乃在其精神道德生活之有无；超人之别乎常人者，乃在其精神道德增境界之高低。文明愈高，精神生活愈充实，生命就越丰富，乃就越接近超人 。基督耶稣，乃为至圣至善的‘超人’。从个人的生活说，便是要效法基督的圣范，提高道德境界，使上帝的国，就在自己的心里，以实现“仁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从社会的生活说，便是要把外在宇宙的活动，转向内在宇宙，把世俗宇宙的活动，转入精神宇宙，以提高人类生活的境界，向着“天国”的境界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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