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馨香的侍奉
一、开展事工
回到阔别多年的家园，林献羔有计划地展开工作。于1979年初，他在居住的地方开设英文班；最早期入学的是一群基督徒。献羔期望透过这英文学习班去接触未信主的群体，从而将福音带给他们。
5月21日早上，林家弥漫着生离死别的哀愁，因献羔的母亲离世。在理性上，他知道她回天家；在感情上，总有点依依不舍。就在当日，他一家决定开告别会，为母亲举行安息礼拜。在告别会当中，一个女孩子闯进来，但林家上下并不认识她。问明来意才知道她来不是想参加告别会而是想学英文，于是献羔请她第二天来上课。
献羔每日授完课后，都给学生讲解福音，与他们分享信仰。那个女孩就是英文班第一个接受耶稣的。她不单自己成为基督徒，还将表妹带到神面前。她们两人正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是在1979年9月23日。
礼拜日下午2点和晚上7点分别有聚会，开始时每次连献羔只得5人参加。后来，在星期四晚加开一次聚会，与会的也是3、4人。
时间匆匆，转瞬几年过去，现在献羔的家庭聚会情况与前截然不同。“主日信息”分三堂，第一堂在主日的早上，约270人出席，第二、三堂分别于礼拜三晚上及礼拜六晚上，每次聚会均超过250人，三次合共800多人。每主日晚上，都有擘饼聚会。每月第一个主日崇拜后也有擘饼，为方便居住较远的信徒；因为有几百已受浸的弟兄姊妹住在郊区，他们不能在每主日晚来参加擘饼，但每月的主日擘饼，他们却可以出席。周日中，他们分别在家中有自己的聚会。礼拜日下午3点，有儿童聚会。每月第一、三个礼拜二晚上有学道班，特别为初信的弟兄姊妹而设。第二、四个礼拜二晚上，举行青年聚会。礼拜四晚上一定是布道会，让信徒带领未信的朋友出席，聆听福音。礼拜五晚上，信徒分组出外探访，探望基督徒及他们未信的家人，让他们认识教会的人和领略基督教信仰。
1979年初，献羔除了教英文、致力开拓福音预工及在大马站举行聚会外，3月25日，他应邀前往新丰路主领家庭聚会。这是他重见光明后，首次主领家庭聚会，也是新丰路举行的第一次家庭聚会。自此以后，他们继续有家庭聚会，并有一对夫妇和一些主内弟兄姊妹热心地、忠心地在那儿一同侍奉，教会人数日渐加增。同年11月11日，献羔为新丰路教会首批的17人施浸。
大马站家庭教会恢复聚会后，第一次为信徒施浸是在1980年7月6日，只有四位姊妹，就是在1979年9月23日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两表姊妹和另外两人。当时，他们往河边举行浸礼，只得献羔和受浸的4人，看来凄清，其实却不然，因为他们的神一定与他们同在。往河边的路程颇长，从大马站出发，转乘两次公共汽车抵达员村后，再步行20分钟方可到达河边。同年12月1日的一次，共有10人受浸，这一次所定的日子比较迟；以往每年最后一次的浸礼都在10月和11月之间。虽然在12月的寒冬受浸，心内的火热足以使10位受浸者面对寒冷而不觉冷，其中还有一位70岁的姊妹哩！
到河边施浸的美好传统一直延到1982年底，共有16批人接受浸礼。
第17批受浸的信徒共有17人。这一次浸礼比较特别。首先，他们放弃了惯常往河边施浸的传统，在一位弟兄家里的大水池中施行。其次，虽然他们算为第17批，其实，也可说是第一批，因为大马站家庭教会曾受压力而暂停了半年，由1982年12月6日至1983年5月28日。5月29日恢复聚会不久，在7月17日就为第17批人施浸。
献羔回广州第六年，1984年的6月17日，大马站家庭教会造了自己的浸池，是个铁框橡皮水池。次日，第23批受浸的弟兄姊妹就在三楼这新水池接受洗礼，计有38人。
1986年10月2日，献羔出发到郊区探访信徒，当日就在河边为10位信徒施浸，这是第35批。一位姊妹年届82，从居住的村子步行一小时来到河边，只为接受浸礼。一般人只需徒步行20分钟必能到达，她所以比较慢是因为：第一，年纪老，第二，她原是瘫痪的病人，不能行走有两年之久，遍访名医，医治无效。也找过巫师，但也无用处。后来，她信了耶稣，许多信徒恳切地为她祷告。不久，竟能在门前空地漫步！有一天，她独自一人往田间散步，亲属看见皆为之惊呼：“你为什么出来走？”
她答道：“耶稣医好我了！”
神的大能在姊妹身上彰显，有谁不归荣耀与神？难怪当天参加这浸礼聚会的5位新加坡信徒抢着拍照，并说：“要拿回去给新加坡的弟兄姊妹看。”
最多人受浸的一次是第45批，共169人，浸礼在1989年8月8日举行。
这些人在上午及晚上受浸。从1980年7月6日的第一批4人至88年第45批，全部受浸人数共1600多人，其中包括郊区的几百人。他们虽在这儿受浸，却因居住太远，不能每主日来参加聚会，但他们自己有聚会。
早期在大马站的家庭聚会中，只献羔一人负责。后来有几个信徒投入侍奉，作传道同工。
1986年8月1日，更有两位姊妹毅然离开她们的工作岗位，加入了侍奉的行列，全时间学习侍奉。她们是学习全职侍奉最先的两位，第三位姊妹在同年9月1日加入。另一位姊妹也于1987年4月5日正式加入传道行列，成为大马站的同工，全时间侍奉神。在几个传道同工当中，她是最年轻的一个。她专门负责青年工作，如主领青年聚会，策划、推动青年户外团契活动，每次参加人数约70、80人，有时甚至多达100人。
二、写作侍奉
献羔的写作侍奉共分两项：造就、福音性的小册子和诗歌。
感谢神保守献羔的《灵音丛书》不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灭。神藉着一位老弟兄做了这件值得记念的事。
这位老弟兄以前在大马站聚会。献羔复出时，他特地造访献羔并带来一套《灵音丛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圣经和一切属灵书籍都被焚毁，献羔的《灵音丛书》更成为当时狂热分子的眼中钉，找到的都给付诸一炬。但这位老弟兄却想出一个妙法来保存这唯一的一套书。他先找出一个安放亲人骸骨的瓮，将里面的骨头拿出来，安放在另一处，然后将《灵音丛书》放入瓮中，埋入地里，静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退去。之后，他便小心翼翼地将献羔的作品拿出来，在献羔回来时，交还给他。这些书的纸张都变黄了，但仍是宝贵的。献羔收回这套书时，发现两个特点：第一，书里没有夹着一块污秽泥土，异常整洁干净，有如书中内文的纯净；第二，这套书一如“死海古卷”般收藏在瓮里，埋在山洞中，得以保存。
在老弟兄给献羔保存的书中，缺了1955年3月出版的《受浸与擘饼》。1987年初，献羔准备摇笔杆补写，正当他动工写了几页的时候，便收到从韶关市一位弟兄寄来的信，信上写道：“1955年，我曾在你那儿聚会，你送我几本小册子，其中一本《受浸与擘饼》，我仍保存着。只是，我还未受浸。”读完来信，献羔高兴到了极点，立即回信，请他用挂号把这本书寄来，并嘱咐他前来受浸。缺少了的书，终于再度回到献羔手里，而那位弟兄也于1987年4月28日加入第37批受浸者的行列，接受浸礼。
直到1955年为止，献羔已经写了15本《灵音丛书》。后来，这套书也在香港出版。
正当他开始写第16本小册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时，就被逮捕了。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终于1979年5月8日出版。这是献羔出狱后写的第一本新书；日后亦陆续有作品面世。
《天国》在1980年3月1日写成；15日后再完成一本灵音小册子《永生之路》。同年12月《虚空》这本小册子亦出版了。
1985年7月16日，献羔写了《魔鬼王国》一书，这算是近期完成的作品。随后写的都是与讲道题目、大纲有关的《灵音小册子》。
献羔的诗歌创作远较书籍为少，脱离捆锁后，1984年6月12日写最后一首诗歌“得胜，再得胜！”，载于《旷野人声》（诗选）内（第25首）。
愿神继续使用献羔，让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不断发展，使弟兄姊妹不单从他的书籍得鼓励，也从他的诗歌中得着帮助。
诗歌创作虽不多，献羔仍致力于编印《灵音诗歌》。1980年9月5日，他把搜集齐的诗歌分成小册子来钉装，共有500首之多。
三、修建会址
修建聚会的地方，扩大内部，让更多人参加聚会。
1950年4月23日，大马站开始聚会，后搬到解放北路。10月15日由于解放北的聚会地点受到一些因素影响，而大马站楼下的住户刚好要搬迁，于是便决定搬回大马站聚会。
早期（1950至1958年）聚会的时候，献羔在楼下讲道，用扩音器播上二楼。那时候三楼还未建成，只在二楼后部建一个木阁楼，就利用这个阁楼作为恢复聚会的场地。阁楼十分狭小，除了献羔用来休息的一张铁床外，还有一些木柜，中间摆放着一张小桌子，他们就围着桌子聚会。以后，人数不断增加，由6人增至30多人，房子无法容纳了。于是他们在阁楼前面空着的中间部分盖上木板，这样，便可以容纳50、60人聚会。而神亦不断恩待，将人数加给他们，参加聚会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只得连晾晒衣服的天台也征用，把它盖上，连接以前已盖了的中间部分，这样，他们就有了三楼。感谢神！
直到1981年2月，二楼也不敷应用时，聚会只得扩展至三楼；献羔在三楼讲道，用扩音器传到二楼。
“你们这儿已不是家庭聚会处，是小礼拜堂。这是不容许的。”1981年7月2日，有人来干涉献羔的教会聚会。
“我准备第三次坐牢！”
“是吗？”
“我已预备好。若死了，就上天家。”
1982年12月1日下午3时，有5人来“请”他去谈话，他们说：“你们不可以继续举行聚会。”
“有个传达会议的说：‘要改变观念，现在没有地下教会了，一切家庭聚会都是合法的，都是爱主的……’另外，9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丁光训的发言说：‘不只在教堂里有自由’。”献羔引用所知的消息来反驳他们。
“你印的宗教小册子是违法的！”
“第一，这些小册子是油印的，全世界没有一国以油印为不合法。第二，我所印的小册子是非卖品，而且纯属圣经真理。”献羔回答。
最后，献羔还是被勒令停止聚会，因他仍有5年的附加刑，所以没有集会自由。不过他还是举行了几次聚会，至12月6日才暂停大型的聚会。但是，每日仍维持个别的小型交通聚会，特别在1983年元旦，从早到晚，计有30人前来交通。每日均有人穿梭交通，这样，献羔比以前更忙。后来，每晚还有小型聚会。
献羔虽然于1978年5月29日被释放，但还有5年附加刑，也就是说要到1983年5月29日才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屈指一算，只剩下半年的时间罢了。
刚巧，就在这段时间，隔壁37号建大楼，将旧房子拆平、打樁，准备建筑。这使献羔房子的右墙出现裂缝，隔邻的打樁工程可能使他的房子随时倒塌，为了弟兄姊妹的安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真的停止聚会了。感谢神！房子没有因打樁而倾倒，只是原有的裂缝加大了和房子下沉了约两公分。献羔因而得到隔壁补偿3000元。这样，他就有钱填补裂缝，牢固房子；将三楼的木板地铺上水泥，在屋内搭起水泥柱支架，成了今天的水泥支架地面，使全屋的负荷不再在墙上，而在支架上。
1983年5月28日，献羔被请去谈话，且接到警告：
“在未通知前，不要恢复聚会，连祷告也不行。”但献羔没有理会。次日，就是他满了五年附加刑的那日，他照常举行聚会，与会者共有50多人，后来，人数又不断递增。
1980年12月26日，房子险些发生火灾，感谢神，让屋内的人及早发现，没有酿成大患。事缘以诺（献羔的儿子）误把一块烧红了的炭放在厨房的窗台上所致。窗台是木板，但塗了水泥灰，他以为是水泥窗台，故将炭火放了上去，引起木板着火。幸好刚起的火头，立即被扑灭！
另一次事件，发生在1985年11月17日下午，楼下的旅馆存放了一大堆棉胎，想是看管的人不小心，不知怎的，竟着了火。若一直燃烧下去，火势就不易控制。幸好棉胎只烧了约尺多直径，就被扑灭了。
两次的意外，都蒙神保守，使聚会的地方脱离大火的摧毁。
四、八四年特记
这一年发生了两组、共四件比较特别的事，让我们一同来分享。
1．7月14日（星期日）起，在一个礼拜之内发生了三件不寻常的事情
（1）是有关一位被鬼附的梁惠燕姊妹：
一日，她从白天鹅宾馆下班，领了78元工资，往沙面桥迈步时，有声音对她说：“把钱给了我。”她过了桥之后，就向一棵树走去，把那份薪金和自己的钥匙都丢在树下，昂然回家而去。回家后，一直笑个不停，十分不正常。弟兄姊妹接到消息立刻恳切为她祷告，又有姊妹专诚探望她，为她祷告并领她来参加聚会，教会同心合意的为她赶鬼，鬼就离她而去。在这段时间内，一位资深的姊妹以神的忍耐和爱心陪伴她，不断为她祷告，终于战胜了那空中掌权者。
（2）是在16日举行的结婚感恩会：
说实在的，本来这样的事没有什么特别，但对献羔来说却含有分外的意义：首先，这是他出监后第一次主持的婚礼；其次，新娘就是那位来学英文而信主的刘玉兰姊妹，是恢复聚会后第一个决志者，也是第一批受浸的。还有，新郎陈洁伟的母亲就是那位热心爱主爱人，陪伴那被鬼附者的资深姊妹谭水妹。总而言之，他们的婚礼不单对献羔，就是对整间教会均有特别的意义。
（3）是一位弟兄的告别会，日期是21日：
他面对死亡而不惧，于离世前郑重地说：“我要走了，请别给我再吊葡萄糖。”这弟兄终于在17日被主耶稣接返父家，在弥留之际，他不断呼唤耶稣的名字。
2．被鬼附的得释放
12月27日晚上，王怡德夫妇与他们的亲戚李荷娟一同参加布道聚会。那位太太和她的亲戚都不幸地被鬼附着。散会之后，献羔和弟兄姊妹们奉主的名祷告，为她们赶鬼，经过一番属灵的争战后，附在那太太身上的鬼就出来了，她便回复正常，立刻开声祷告、认罪和赞美神！但她亲戚身上的鬼仍不肯出来。献羔当时尚未知道被鬼附者的姓名，于是问带她来的弟兄：“她叫什么名字？”弟兄将她的名字写在纸上，那被鬼附的竟把纸条拿来撕碎。献羔抢过那些碎纸，扔在地上，不让她继续撕下去。献羔叫她闭上眼睛，她不闭；叫她开声跟着祷告，她不开声；叫她低下头来，她不肯。正在大家不得要领之际，献羔叫带她来的弟兄认罪。他非常合作，即时开声认罪说：“神啊！求祢赦免我的罪！我曾答应祢不再吸烟，但后来因工友给我烟，我又吸起来。神啊！求祢赦免我，并撤销魔鬼对我的控诉：‘你又吸烟，可以瞒着弟兄姊妹，却欺哄不了你的神和我。’”
当他诚心在神面前认罪后，献羔等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赶鬼，那鬼立即出来了。脱离魔鬼辖制的姊妹随即应声跟他们开口祷告，又唱诗赞美，唱个不停，一直唱到离开。在离去前，献羔问她：
“为什么刚才你不开口？”
“我的喉咙好像被鬼紧扼着，说不出话来。”
原来，在赶鬼的事情上，若有人未认罪，足以防碍事情的进展，因为那弟兄的问题，鬼就不肯离开，不放过牠已入住的身躯，控制着她的喉咙，使她不能随己意说话。一旦她的亲戚认了罪，鬼就离去，她就能开声赞美神！
五、侍奉中的袭击
疾病可以成为侍奉者的绊脚石；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使人更懂得倚靠，更明白神的大能，看见祂的荣耀。
献羔在1979年12月15日患了慢性喉炎，越来越严重，中西特效药都不济事，病情总没有半点起色。终于，他不再靠药物，单单祷告，仰望神的大能医治。祷告后，献羔就凭信心去讲道，竟然没有人发觉他患了慢性喉炎。神的医治临到，结果他完全康复了，感谢神！
1982年9月19日清晨，献羔腹部万分疼痛，被匆匆送去急病室。诊断后，才知道是肾作怪，致使绞痛不已，也因此不能在主日聚会证道，故另请了一位老弟兄讲道。21日再度剧痛，弟兄姊妹迫切为他献上祷告，病情又止住了。11月22日凌晨2时30分又再绞痛，医生做了检查后，下结论说：
“暂时还可以，但以后要动手术，取出肾石，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献羔听完后，就把这件事交托神，按照医生吩咐服了一些药片。1983年元月22日，他去照超声波，竟发现沙石不知所踪了。神真奇妙！感谢祂大能的医治。
1986年8月7日发生一件意外，献羔因为有事，需要爬上桌子，下来的时候，一不小心，右脚踹在凳后面放着的柜门玻璃上，脚被划破了，血流如注，约有两碗之多，但他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后来到医院缝了7针。虽然如此，他仍坚持讲道，绝不肯停止，当然不能站着讲，于是坐在高凳上宣扬神的信息，直到月底为止。
疾病、意外的袭击，打不倒他，反而令他更坚强地侍奉神。
1983年10月11日凌晨1时，正是人们好梦方酣之际，突然，有10多个人进入献羔的家搜查。那段日子，正值肃清“呼喊派”，这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目的本是针对“呼喊派”，现在居然也来到献羔处抄家。献羔从睡梦中醒来，迎着他们，问：“有没有搜查证？”
“我们不是来搜查，是查户口。不过，待我们发现有问题，才叫你拿户口簿出来。”
奇怪！查户口不看户口簿，又不与居民委员同来；一夺门而入，就到厨房翻垃圾箱，看废纸。他们从厨房出来，看见一些柜，就问：
“柜内是什么东西？”
“书籍。”
他们听说是书籍，立刻动手去拿，把所有圣经（包括国内印的）、属灵书籍、油印小册子8000多本、声宝575录音机、扩音器、录音带242盒，连笔盒也一并取去，用六辆三轮车运走，只给了献羔一张简单的收据。自从打倒“四人帮”之后，已没有抄家这回事。这次事件，实在是“变相”的抄家。10天后（10月20日），献羔被请去谈话，原来是向他索回收据，那人拿回收据后说：“这收据很简单，我再列一张详细的收据给你。”
可是，到现在，献羔还不曾收到那张详细的收据！
大马站无缘无故也会有人来骚扰。1984年5月3日下午5时，突然跑来一个人，他直上三楼说：
“我代表越秀区人民政府。谁负责这儿的聚会？是谁批准的？”
“我们这儿是家庭聚会。你是政府人员，入居民住宅有证明没有？”
经此一问，他立即跑下楼，在大门外假装抄下门牌，就走了。这人的行径明显地是在耍把戏！谁不知道大马站家庭教会的门牌是大马站三十五号二、三楼呢？若他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跑上三楼直接找人呢？
在那段日子中，献羔的讲道信息大部分都是有关要刚强壮胆，特别多讲约书亚记，为要鼓励信徒坚守信仰。
1988年的几次谈话（就是被邀与政府方面对话）有若澎湃的洪涛，一次接一次地冲击大马站的家庭教会。但在每一次的对话中，神必赐献羔智慧与勇气，让他讲出合宜的说话，化解问题。神保守教会仍然屹立于飘摇不定的宗教政策底下。
自“四人帮”倒台以来，基督徒始尝“信仰自由”的滋味。1981年，上海基督教会议中，有人提说：
“家庭聚会仍在进行。”
广州也曾传达其中讯息说：
“现在没有地下教会了。家庭聚会是合法的，他们都是爱国的……。”
198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登载家庭聚会是受法律保护的。又在1985年12月出版的《十九号文件》中指出：
“家庭聚会只要不作非法的事，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就是合法的活动。他们也是自治、自养、自传的。不应说：‘家庭聚会非法，应取缔。’更不应干涉他们的聚会。”
但是，从1988年8月起，情况大不相同。自8月到年终，献羔曾先后6次被邀“谈话”。国内国外的肢体都十分留意事件的进展，但反应不一，报道也有异，故有必要将几次“谈话”的真实情况说说，藉以澄清传言。
1．第一次谈话：1988年8月5日
献羔在8月4日下午5时，收到越秀区人民政府所发的信，约他在翌日9时半到人民政府的办公室谈话。当天早上，献羔依时前往，他们把广东人民政府文件——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参附录一）中的三十三条读出来，让献羔听，目的是要他办登记手续，并勒令他负责的教会立即停止聚会。
按第九条“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在爱国宗教组织（即‘三自会’）的指导下建立由宗教职业人员和宗教徒代表参加的管理机构，实行民主管理。”献羔立刻想到如果一经登记，就交由“两会”（注1）管理，那么，他们的教会无形中加入了“三自会”。他还想到这三十三条是限制，与宪法中的“信仰自由”不同。当献羔表达完他所想的，他们说：
“信仰自由是信与不信，不是绝对自由；活动场所是要登记的。”
“信仰自由，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那是指信任何宗教的自由。作为一个公民，有相对的自由，但若按信仰而言，就当有绝对的自由，即相信全本圣经的自由，否则宪法也会写明‘信仰相对自由’。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时，他们尚且容许‘家庭聚会’存在！”献羔答道。
“圣经叫你们服从掌权者。”他们说。
“是指纳税、纳粮、不偷不抢，圣经说的都是指社会的制度，并不是指属灵的事。属灵的事我们只有顺从神。历代有那么多的殉道者，就是因为在属灵的事上顺从神之故！”献羔解说。
他们接着说：“我们会把四十四号文件贴在你们附近。（注2）你对信徒说：‘不要抵触此文件’！”他们既定意张贴，献羔也不再说什么了。约12时，他就回家，将近大马站的路上，他的四名助手迎面而来，找他回去用膳。（注3）
2．第二次谈话：1988年9月1日
这次的谈话气氛相当详和，旨在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最后他们说：
“上次叫你停聚会，你没有停，这次要停了。”
3．第三次谈话：1988年9月6日
当日下午3时半，有3个人去到大马站找献羔谈话，目的叫他与“三自”合作。基于“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他们还是无功而回。
4．第四次谈话：1988年9月9日
下午3时，有两位女士造访，要跟献羔谈话。当时献羔十分忙碌，而找他谈话的人密密的几天来一次，真不是味儿，故请一位助手先和她们谈，助手就趁机会向她们讲述福音，希望引领她们相信主耶稣。
后来，献羔稍有空闲才跟她们谈话，内容也离不开与“三自”合作等，她们提议：
“你可以在‘三自会’里选择一所礼拜堂，在那儿主领聚会。”
“我若吃了他们的甜糖，就要受他们指挥。我不愿意过这样的侍奉生活，谢谢你们的好意。”献羔婉拒了她们的建议。
不久，林献羔失踪的消息在香港不胫而走，各人异常担心。后来，一位美国牧师和一位德国牧师去探望献羔，获悉他和教会的情况等，一切都如常运作，失踪的传言才告一段落。
虽然不断要“谈话”，献羔的家庭聚会仍风雨无间地进行，没有停止。每主日早上有250至270人，礼拜三和礼拜六晚上重讲主日信息，三次聚会人数合共800多人。每次聚会仍然十分挤拥。感谢神！
5．第五次谈话：1988年12月7日
早上9时，他们又来请献羔去“谈话”了。这一次，竟然关心教会的经济情况。他们问：
“教会的收支平衡吗？用多少帮助贫穷的人？”
“圣经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太6：3）所以，我无可奉告。”献羔回答完，他们又接着问：
“‘三自’到底有什么不好？他们十分爱国。”
“‘三自’就不是真的三自，他们中间有人向外国信徒要钱。他们住的房子，是外国人遗留下来的产业，据闻还有人在这些房子中争夺套间；我自己却把房子拿出来作聚会用。他们很多人把儿女尽往外国送；我的儿女及孙子等都留在广东。在1950年，我曾到香港，神召圣经学院邀请我在该院工作，但我却归回祖国。那时，我明知回来后，早晚都有机会被捕，我仍坚决要回来，因为爱祖国、爱同胞的缘故。怎能说我不爱国呢？”
“耶稣的父母也报名上册，你们也当进行登记。”
“那是罗马进行的户籍登记，全国上下都必须做的。国家对公民的要求，我一切都照办。我有身份证，我有选民证，我有房屋证……但圣经却没有说及家庭聚会登记的事。”
6．第六次谈话：1988年12月28日
这次的谈话内容和前几次的有点不同。他们邀请献羔与“三自会”的人商谈教会中的事，并挑剔献羔的油印和录音的事工是未经批准的。
献羔答道：
“我们与‘三自会’河水不犯井水，没什么好谈的。至于油印方面，我们没有违法，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说油印是非法的，就是我国的宪法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况且，我们的油印小册子不是出售的，而是非卖品。”接着献羔又提出几项有关他自己的问题，要求他们澄清及主持公道：
“有三个问题，我想请教你们：第一，1958年3月12日《南方日报》刊登我是右派分子。按右派分子是不可以被逮捕的，但在5月30日你们就把我逮捕了。判决书上没有提及在登报后，我犯了什么罪。逮捕已是不对，判决方面又过长。祸国殃民的姚文元——四人帮中的一员，只判刑18年，我竟被判20年，又有5年附加刑。若说这是过去偏差，为什么直到今时今日，还不给我平反？
“第二，1983年10月11日凌晨，你们来搜查，但没有搜查证，后来，又把发给我的临时收据取回。你们为什么这样做？”
“第三，这房子整座都是我的，但时至今日，楼下的一层仍未归还给我。属于我的产业却给人占了，这样公平吗？”经过献羔一连串的提问后，他们无辞以对，反而客客气气地说：“请将你的情况详细写下，好让我们有所根据，为你做点工作，好吗？”接着，他们又问：“有多少外国人来这儿讲道？”
“外国人来探访我们，并不讲道。这儿只有我讲道。我讲道完毕后，那些外国朋友就向大家问安，讲些勉励的说话或分享见证，有什么不好？我们没有受任何外国人、外国团体或本国团体支配！”
不单现在，献羔没有受外国人支配，就是在解放前也没有！但是，却有为数不少的外国传教士、信徒等参加他们的聚会、访问他们。这是“交流”，是相信基督的人所说的“交通”。
神带领献羔等平安度过这四个月内的六次谈话。这几次的谈话不可以说没有影响，但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使大马站的信徒、同工们更懂得倚靠神，过每一天的生活。
六、侍奉中的鼓励
弟兄姊妹（不论国内、海外）的探访，是献羔在侍奉中的支持和鼓励，在交通的过程中，让他看见神带领不同的信徒关心他的侍奉，为他的侍奉祷告。
1982年9月，深受敬重且忠心的主仆王明道先生来广州医治眼疾。他在离穗返沪前，约见献羔，地点在东山一位姊妹的家。当天下午，王先生下车时，献羔上前扶他，那时，他已达82岁的高龄，眼睛昏花。他问：
“你是献羔吗？”
“是”。
下车后，直往那位姊妹的家去，在上楼时，王先生又问：
“这是大马站吗？”
“不是！是一位姊妹的家。”
他们一同在那位姊妹家中交通约大半个小时，献羔就要匆匆离去，因为要主领告别会。在他离开前王先生说：
“今日许多人不是被魔鬼打倒，而是被吓倒。被打倒的是100人，而被吓倒的却是500人。”
最后，他又补上一句使献羔感动到不得了的说话：
“这次，我来广州，实在为的不是医病，而是希望与你相见。”
碍于时间有限，献羔无法再与这位长者继续深谈，只能怀着依依不舍之情离去，但他们仍在交通……。
广州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经常有各色人种来往；大马站的家庭教会同样开放，愿意接纳真心相信神的各国基督徒，与他们一起歌颂、赞美、敬拜神！并欢迎他们到访，在主里彼此交通、互勉。故此，经常有不少外国人在大马站这条小巷上穿梭，附近的居民都习以为常的接受这个特殊的景况，见惯了，也就不怪了。
最多到访是美国人，其次分别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日本等。往下是法国、西德、挪威、丹麦、爱尔兰、瑞典、瑞士、比利士、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埃塞俄比亚、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朝鲜等地的信徒；还有台湾同胞；此外，也曾有位犹太人来参加他们的聚会。这个人为了信主的缘故，被父母逐出家门，他为主受苦的心志，确是给了弟兄姊妹不少提醒。
其实，每一位到访的弟兄姊妹，带给献羔和教会的鼓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他们从遥远的海外带来信徒的关心与祝福，使身在国内的献羔等，因着海外弟兄姊妹的祝祷，更热切忠心地侍奉神，无畏一切人为的阻力，努力宣扬福音；得来的回报就是天国人口不断加增，更多国外信徒关心，更多人来探望。自1981年开始，大马站教会相继接待一些知名度稍高的国外信徒，而他们的探访，实在带来许多激励！
太空人欧文（Irwin）与太太和9位信徒于1981年10月8日参加大马站的聚会，他们是首批到访的外国朋友。16日，献羔有机会在车站与欧文等科学家相见。自这些人后，陆续有外国友人参加他们的聚会。
1985年7月28日，广州东方宾馆的美国领事也出席献羔等的擘饼聚会。
1986年1月3日，当聚会进行时，来了20多位美国朋友，有传教士、牧师等。他们中间的一位辛薛夫人（Mrs.Carolyn B.Sundseth）在白宫与列根总统一同工作了4年半，她将列根总统送给献羔的笔带来给他。笔杆上印了列根先生的签名和总统的印章。在送交献羔时，她说：“总统先生请你在用这枝笔时，紧记为他祷告。”
1987年4月26日，有15位美国的基督徒来聚会，又带来列根总统送给献羔的礼物——一本金边皮面的圣经（The New King James Version）。同年8月7日，100多位美国友人来参加聚会，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布殊的亲信葛士（Cox）和摄影记者白威廉（William Bray）。
1988年2月28日，亚洲福音联谊会代表团来探访献羔，并参加他们的聚会。29日，葛培理的高级顾问叶华士（Irvin S. Yeaworth）与及筹划主任嘉尔逊（Blair T. Carlson）到访。英国圣经送赠差会（Scripture Gift Mission）的杨先生（Ronald A.Young）于3月4日出席他们的聚会，探望弟兄姊妹。
同年4月27日，葛培理博士（Billy Graham）和他的妻子路得（Ruth）、儿子及其他友人共15位来参加大马站的聚会。葛培理夫妇先向众人问安，后来又讲了一些勉励弟兄姊妹的说话。献羔在他们到访之前，已知道他们会来大马站探访，献羔因为担心没有足够的地方给慕名而来的信徒，故没有预先公开宣布，只作个别通知。那天正值星期三，晚上的聚会7时才开始，但5时左右，弟兄姊妹已鱼贯而来，他们带备饼干和饮品作裹腹之用。当晚，教会内人山人海，三楼、二楼和楼阁都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连窗台、楼梯间都挤满了人，在教会门外的街上，有数十人不得其门而入。真如献羔所料，房子确实不敷应用！
葛培理博士送了一本金边皮面圣经和一枝原子笔给献羔，并带来列根总统给献羔的一帧半身相片。到此为止，列根总统在任期间总共送给献羔3件礼物：1986年一枝笔，1987年一本圣经，1988年一张近照。
献羔在葛培理到访的翌日，应邀到白天鹅宾馆与葛培理交通，约有40分钟之久。神让祂的中、西仆人，能在爱里互相分享，彼此支持、鼓励！
1988年6月5日（主日），太空人欧文（Jin Irwin）等25人出席大马站主日聚会。献羔并没有公布这个消息，同样恐怕不够地方容纳太多好奇的人。他们的主日聚会定于9时开始唱诗，但那天清早5时30分（夏令时间）（注4）已有人安坐对面门口，待教会6时半开门。三楼的座位迅速地被座满了，人潮不断涌来，挤满了所有可以容纳人的地方。因为地方狭小，只能容下约300人，还有100人在门外不能进来。有些只好回家，但仍有50人在门外街上等候，待擘饼时有未信的退出，他们就可以进去一同记念主，参加擘饼聚会。欧文等也和他们一起擘饼，然后才离去。
那天早上，献羔不想早到的人枯坐在教会内等到9时才唱诗，故此，提早1个小时就开始唱诗歌颂神。献羔在当天主日早晨的讲题是“月亮”，讲道完毕后，欧文讲述他登陆月球的情况，随后送给献羔一帧月球照片。下午，欧文等离穗赴港，晚上还写了一封信给献羔。他们对献羔的关心，从行动上可见一斑。
7月13日，在美国主要制作福音性电影的安达臣（Ken Anderson）到大马站探访献羔，畅谈一番后离开。
10月16日下午2时半，两名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Daniel Southerland和Caneron）前来采访，献羔将与有关当局的4次谈话告诉他们。这些谈话情况，他们刊登在1988年11月19日的《华盛顿邮报》，内容非常正确，没有一点儿的错误。
除了两位美国记者之外；又有日本的记者来访；还有新加坡合唱团来探望他们，并且献唱圣诗。
11月22日台湾青年归主合唱团和美国合唱团出席大马站的聚会，也在那儿献出美妙的歌声颂赞神！
12月11日，比利时记者莫利斯（Drs. Monica H. L. Moritz）来采访献羔教会的情况。30日晚，有60多位美国友人参加献羔教会所举行的特别聚会，会后，彼此问安、交通。他们把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布殊的问安也带给整体会众，各人均感到主内一家的亲切。
1988年到访的人，还有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的安各博士（James F. Engel, Ph. D.）、卡杰维博士（Dr. James H. kraa Kevik）和浸信会神学院（Denver Conservative Baptist Seminary）的威廉博士（Dennis E. Williams, Ed. D.）。
1989年的首位到访者是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桥》的编辑邓先生，他在1月2日来采访大马站教会的情况。
1月6日晚上，美国名钢琴家迪诺（Dino）在广州友谊剧场演奏。演奏完毕，便和一些人同来大马站探访，又在那儿演奏，让弟兄姊妹分享他的音乐天分。最后，他为教会祷告才离去。已11时多了。
2月15日，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到大马站采访。
每一个到大马站探访的人，都对献羔和弟兄姊妹十分关心，极之盼望了解国内家庭教会的情况，和他们能享有的信仰自由到什么程度。当他们参加大马站的聚会时，立刻就发现那儿的聚会很自由。献羔及负责讲道的同工都正确地传扬纯正的真理；只要是圣经中有关神的信息，他们都传讲。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都不折不扣地讲解。对于启示文学和面对苦难、主再来的信息，献羔都经常在讲台分享，鼓励信徒认真面对信仰。
总而言之，来探访的人都从献羔等的见证得着提醒；到访的肢体将海外的关心带给献羔，成为策励他努力拓展天国事工的动力。海外的关注，也有助于他成为属天侍奉的“不倒翁”，纵使有打击随着时势相继临到，他似乎被击倒，但转瞬间摇晃晃地又站起来了。感谢神亲自的看顾带领！感谢神差派弟兄姊妹来关心、支持和鼓励。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