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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马太福音十二章 15 节 1931年间，有一些北美宣教士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市(Quito)成立了一个基督教短波广播电台，向南美各地传福音。不久，贫困的百姓陆续从邻国来到电台寻求医疗的协助；他们以为这些传福音拯救灵魂的人也会拯救他们的身体。于是在1950年代，这个电台(HCJB，简称安地斯之音)增设了一所医院，如今这所医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医院。在基督教的时代里，信徒以基督之名提供医疗需要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也是以行动来传扬福音的典型方法。 基督教在医疗的领域上贡献卓越。首先，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就是健康的。第二，基督教在医院的发展史上占了一席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史学家认为医院的创设本质上就是基督教。耶稣的榜样和教导激发了许多牧师、神父、修士、修女、宣教士和无数的平信徒在世界各地提供医疗协助；西方世界的医药往往经由基督教宣教士引入第三世界和原始部落。简而言之，如果没有耶稣，医学不可能如此广传，更不可能如此充满怜恤与爱心。 古老的犹太人 远古时代，犹太人在卫生条例和习惯方面远比外邦人进步；神借着律法的敬拜仪式启示祂的百姓许多有关健康的原则。在《医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Medicine)一书中，作者马可塔(Roberto Margotta)写道： 古老的希伯来医学有其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圣经中的一些概念对团体卫生大有贡献。......在利未记中记载了有关身体洁净、营养与饮食、妇幼福祉等准则。一个人若相信真神就自然拒绝行使法术。 马可塔指出，中古世纪欧洲人面对麻疯病的威胁时，教会运用希伯来经文中所教导的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基督徒得以作为桥梁，将神启示犹太人(相当小的一个民族)的准则用诸于世界其它地方。不幸的是，圣经中有关卫生的教导几世纪以来均不受到重视，以致人们的健康遭到了危害。 耶稣的榜样 在福音书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到处去医治病痛者；祂按手在人们身上，他们就得医治。祂甚至可「遥控」治病，祂只要口出话语，在另外一处的人就得了医治(参太8章 5～13节)。基督所教导的信息因着祂的医治而得以具体呈现给众人；每一次的医治都是一场精彩的布道，在在证明祂是掌管病痛和死亡的主宰。祂告诉我们丢做同样的事——照顾贫苦生病的人。两千年来，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不断地照着祂所说的去随从而行。 祂触摸瞎子的眼睛和聋子的耳朵，接着世界各地出现了医院；而在基督诞生之前，是没有医院存在的。祂按手在人们根本不敢接近的麻疯病人身上；也因此麻疯病院随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而纷纷设立。 基督教是否使医学停滞不前？ 有些学者认为基督教使得古希腊罗马所研发的医学停滞不前。马可塔写道： 有些权威人士认为基督教是医学不进反退的原因，但事实并不尽然。也许说基督教没有设法阻止医学的退步还比较合理。......基督教乃是遵循主的教导，把医学视为行善，实际而言，基督徒为了减轻人们的病痛，付出了相当多的代价。 早期的基督徒和其它宗教信徒一样，亦不允许尸体被人分割。而这件事的确使得医学的研究在基督教时代停滞不前有几世纪之久，一直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改观。却也意味着说，中古世纪的人们又太把古罗马医师加伦(Galen)的解剖学视为像福音一般的真理，但是事实上他仍然犯了不少的错误。 然而，在这一段时间里，基督教提升了怜悯与仁慈之心，使得我们对病患的态度有了改变。此外，如前面曾经提过的，基督教促进了现代科学的诞生；许多在科学医学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人都是基督徒。 医院 在受到基督的影响之前，有些文化下的人们会把病患安排在零星的简陋地点，例如罗马兵丁会被送到军队中的专属医院，而古希腊人却只能把病患送到医药之神亚克里比阿(Aesculapuis)的神殿——在那儿不但迷信充斥，为非作歹的祭司甚至还蹂躏病患。 在耶稣基督的影响力发挥之前，生活是残酷的，照顾「一无是处」的病患并不是人们优先的工作。例如，罗马自我主义学派的哲学家普劳图斯(Plautus)说：「当人们面对陌生人时，就会像匹狼一样地凶猛。」作家戴维斯(John Jefferson Davis)在评论有关基督徒个人慈善工作时亦提到，就照顾病患而言，在耶稣来到之前，那真是一个残忍的世代： 在基督教之前的罗马帝国，医院只为军人、剑客和奴隶而设立；一般的劳工和其它穷人丝毫没有被收容的地方。人们惧怕死亡，对病患毫不关心，往往把他们赶出家门，任他们自己去面对命运。 但是今日我们看见，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医院有了转型；耶稣基督的爱和榜样使人们对病患有了新的照料态度。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许多医院名称看出它的基督教根源，如浸信医院、圣路加长老医院、圣十字医院等等，其中有一些早已不强调基督教信仰。 最早，许多医院算不上是「医治工厂」，只能算是「接待所」。许多早期的医院不只是照顾病患，还收容贫穷人。艾斯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考古历史学系的教授科林琼斯(Colin Jones)写道：「从极度资源匮乏的情形来大胆推测，在1450 或 1500年之前可能只有大城市的大医院里有医疗人员。」这种现象持续到十七世纪，至少在法国是如此；芮契雷(Richelet)的1680年的字典给「医院」的定义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提供无法谋生的穷困者居住之处，并特别给予救济。」 十九世纪以前，医院都是只有穷人在使用，并非是人人会去的地方；有谋生能力的人一旦生病，则在家申请人照顾。草创的医院不管其设立的动机如何美善，里面总是脏乱不堪。医院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基督徒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细菌学研究大有斩获，而另一位基督徒利斯特(Joseph Lister)亦提倡消毒杀菌外科手术，于是医院变得比较安全，才渐为一般大众所接受。有关巴斯德和他的信仰，我们后面会再谈；利斯特则是贵格会的信徒，他曾写道：「我深信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不管最早的医院有多简陋，至少它是当今医院的雏型。从中我们知道若没有基督，就没有医院。 自从四世纪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之后，基督徒就在各地建立无数的医院，有时候甚至在「偏远危险」的地区盖医院以提供庇护，让基督徒的朝圣者得以远行到圣地；有些朝圣者没有金钱，完全仰赖其它基督徒「慷慨接待的善心」。这种医院并不是只限于提供膳宿，也不是只专一于医治疾病。 在 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中，不但正式认定圣经所教导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并且宣布了一项规定，对整个医院历史有着极重大的影响；会中宣布凡是建立教会者就必须同时建立医院。史诺克(Donald Snook, Jr.)写道： 许多大医院的建立可以直接追溯到公元 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那时各教会的主教都受指示要走出来，到基督教国度有教堂的每一个城市中建立医院。 该撒利亚的主教圣巴西流(Saint Basil of Caesaria，约公元329-379年)被尊为是第一个建立基督教医院向病患传福音的人。格兰特说巴西流的医院是第一个「非流动性的医院」，是一个设有床位的医院；在巴西流之前的医院基本上都只能算是「流动诊所」。马可塔记载有关巴西流的医院说道： 这所医院宛如一座小镇，病房之多足够应付众多的病患；它还有淋疯病区。它所订定之「爱的守则」包括病患的照顾与舒适，同时也接纳那些过去一向被人所弃绝的淋疯病患。 富有的基督徒妇人法比奥拉(Fabiola)是耶柔米(St.Jerome)的门徒，据说她在大约公元400年时于罗马盖了第一家西方的医院。 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医院是巴黎的「上帝旅馆」，由圣兰德理(St. Landry)建于大约公元600年。这所医院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医疗建设；史诺克说：「即使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间早期的法国医院仍可以称之为医疗中心，因为它对于照顾病患的诸多设备与机能都一应俱全。」 在新大陆至今仍存在的最古老医院是墨西哥市的拿撒勒耶稣医院，于1524年由柯特兹(Cortez)所建。的确，基督教在健康方面影响很大，特别是对病患的照顾。 「基督的穷人」 在中古世纪时，责任和慈善是不可分的，慈善工作是人的一份责任。「基督的穷人」的整个概念源自马太福音廿五章所提绵羊与山羊的比喻，基督的穷人应是基督教慈善工作的主要受益人。琼斯写道： 施舍的慈善行为完全是因为人们把基督和穷人划上等号......虽然所谓的「基督的穷人」在慈善奉献者的心目中没有一定的范围，是涵盖广大的一群，然而医院仍总是人们在遗嘱中特别吩咐要关照的一个机构。 和基督教影响甚钜的中古世纪形成对比的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时候有一股反教会的力量，使得医院体系整个崩溃，有三分之一的法国医院停止了运作。事实上，在这个无神论驾驭的时期，「私人慈善行为也似乎全部终止了。」琼斯又说：「在有信仰的时代，慈善机构总是做得很好。」 美国的医院 在美国，第一批的医院大部份是基督徒建立的。宾州医院是第一家医院，1751年建于费城，贵格会信徒贡献最大；在这之前有救济院，由基督徒首创，专门收容穷人和病患。 美国的救济院始于十八世纪，是医院的前身，以救助都市穷人为要。第一家救济院由著名的贵格会信徒宾威廉(William Penn)在1713年建于费城；起初，此救济院只救助贫困的贵格会信徒，于1782年则扩及所有需要救济的人们。 宾州大学历史社会学教授罗森柏格(Charles E. Rosenberg)的著作《照顾陌生人：美国医院制度的兴起》(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精彩地记录了美国医院的创办历史。罗森柏格说，美国早期医院的建立「起因」并「架构」于「基督徒管理经营的责任感」。毫无疑问地，救济院细菌丛生，必是人们的最后选择，亦是别无选择的穷人之唯一去处；它们比较像中古世纪的医院，和今日的现代医院差异极大。救济院收容的人往往一待就直到死亡之日。 相对的，有许多改革者(大部份是基督徒)试图建立医院，帮助贫穷的病人，但是不收长期的病患，免得又变成另一种救济院。一位支持建立医院的波士顿人士写道：「一旦基督教信仰付诸行动，首要之事应是探访和医治病患。」 早期的美国医院不但认为身体健康十分重要，也看重心灵的健康。例如，在纽约医院里，「每间病房都摆了圣经」，而「被逐出医院者所犯的典型过错是「咒诅、玩牌、喝酒和不知节制」。查尔斯顿的救济院则规定有主日崇拜。在美国，基督徒的影响力对医院的建立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1888年有位牧师提到当地的一家医疗院时说，这个机构的每日工作是将「基督教的思想和信念付诸行动」。 罗森柏格指出，促使医院卫生化并提供安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护理的专业化」，虔诚的南丁格尔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等会儿我们就会谈到；细菌学家巴斯德和利斯特医师在这方面也影响重大。 护理团体 护理已经成为保健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基督教是护理工作的创始者。出于对基督的爱，妇女加入了修道院，成为今日护士的先驱。「遣使会」(Daughters of Charity)是著名的护理团体之一，琼斯称之为「最重要的护士姊妹团体」。天主教改革者圣味增爵(St. Vincent de Paul, 1581-1660)和圣路意斯(St. Louise de Marrilac)是「遣使会」的共同创始者。圣味增爵告诉妇女们「你们必须去寻找穷苦病患，照着主所做的来行，祂走遍各乡镇，医治祂所遇见的人们。」琼斯记载了「遣使会」的重要性： 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夕，也就是旧制度的末期，这些女士已经接管法国近乎全部的医院和慈书机构；这整个过程应算是职业妇女在现代初期的显著成就。她们对医院经营的改善和「医疗化」具有莫大的贡献。 这些基督徒妇女经营医院的医药部门，她们认为自己比实习医生还高一等；她们负责妇女病房，对于外科手术懂得相当多，有时候还得递补缺席的外科医师。连常常抱持怀疑论的法国作家伏尔泰(Voltaire)亦对这些委身的妇女给予佳评： 那些致力于救助贫困者和照顾病患的宗教机构应该受到最高的敬意。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莫过于是那些牺牲外貌和青春的女士，她们在医院里照顾各种苦难的受害者；那样苦难的光景对人的尊严是一种羞辱，而对我们这些讲究高雅的人士而言，又是一种何等恶心的情境。 南丁格尔 现代护士的鼻祖南丁格尔(1820-1910)乃是从耶稣基督的榜样得到她事工的灵感。她非常的敬虔，虽然她的神学认知并不全然合乎正统；然而若没有基督的启发，她不可能完成她所做的一切。若没有基督，就没有南丁格尔。她对人类的健康有极大深远的影响。 她说她十七岁时神即呼召她参与服事，不过直到三十岁出头，她才明白神要她服事的方向。影响南丁格尔的是德国路德会的牧师夫利涅(Theodor Fliedner,1800-1864)，他在路德会中组织了女执事会，这些妇女先在德国的凯泽窝斯(Kaiserwerth)以基督教社区团体的名义协助有前科的人，并参与教育及护理指导的工作。1850年代初期，具有强烈意志力的南丁格尔在家族(社会地位颇高)的抗议声中到了此地，她第一次体会到「快乐」的真义，她初次接触到护理工作就是和这些基督教女执事一起同工的。 接着，1854年她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来到英法军苦战俄军之地——克里米亚的Scutari。当时基督教影响非常之大，因此当征求护士的号令一出，各种基督教团体的妇女们都欣然响应，南丁格尔必须从中作一个挑选。她呼召「具有健康远见的护士」，而且是「不分宗教派别，无论是罗马天主教修女、新教女执事、基督教医院的护士、英国国教的姊妹等都不可分彼此」。她和护士们远赴辽阔的战场，开始她那伟大崇高的护士生涯。在那个时代南丁格尔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提着灯笼的女士」为伤患裹伤并照料濒死之人；一夕之间她成为民族英雄。 她回到英国后，写了一本很具影响力的书，书名是《医院笔记》(Notes on Hospitals)，于 1859年出版。这本书对欧陆和美国改善医院卫生环境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她对「医院主动重视卫生设计以及井然有序的行政效率」等方面有着莫大的贡献。 1860年她在伦敦圣汤姆斯医院开办南丁格尔护理训练学校，这是现代护理教育的开端。她个人影响成千上万位愿意接受训练的护士，纵使在她生病成残之后仍继续不断发挥其影响力。 再说一次，如果没有耶稣，就不会有南丁格尔。她对自己的虔诚事奉总括地说：「天国就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必须让它外显出来。」 红十字会 十九世纪中叶，一个福音派弟兄开始推动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道主义活动——成立国际红十字会。邓南特(Henry Dnnant,1828-191O)是瑞士的银行家、慈善家，也是「复苏教会」的成员。他在1850年代协助成立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YMCA)，他是第一位建议YMCA组织国际性联盟的人；1855年他们在巴黎举行第一次世界会议时，他起草了大部份YMCA的组织章程，且至今仍沿用着。大体上来说，他在YMCA的国际经验(在那个时候 YMCA纯然是福音性机构)帮助他日后成立国际性的红十字会。 1895年他有事拜访在意大利索尔费里诺的拿破仑三世，邓南特亲眼目睹意大利为统一而引发的可怕战争。战后好几个星期，他衣不解带地做义工，照料安顿在教堂里的伤者。他知道如果有最基本的事先准备，那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死亡。他把自己的感人经验记录下来，在1862年出版成书，名为《索尔费里诺回忆录》(Memory of Solferino)。在书中他描述自己如何从这些经验中明白神的呼召(乃是要他协助防止这些无谓的死亡)。 在心中满怀各种思绪的状态之下，我有一种直觉——虽然模糊不甚明确，但是却很深沉——那就是我的工作是为要成就神的旨意；对我而言似乎必须将之当成一件神圣的职责来做，而它必会结出众多的果子，使人类因此受益无穷。 这可真是先见之明！邓南特在他的书中构思要成立一个中立的国际性组织来帮助在战场上受伤的人。也就是「在太平时期将一些热心、专注、完全合格的义工们组成救援社团，以备在战时协助伤患，如此做不知可行否？」 人们对《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的反应有如「触电」一般，也因此刺激了红十字会的诞生。他是「五人委员会」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这个委员会在1864年成立了此国际性组织，有来自 16 个国家的 24个代表团参与。他们选择截短的十字架作为象征，以表明一种中立性的协助，这真是人类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从那时起，红十字会即救人无数，而它的创始者就是一位基督徒。这个象征符号的意义(虽然它基本上是瑞士国旗的颠倒图象)绝不应该被忽视。第一个回教国家(1876年土耳其)接受了红十字会的理念，但是不得不将基督教的符号改成回教的象征；因此，红新月形的旗帜从红十字衍生了出来。回教徒和基督教国家的百姓不同，他们是在无意之间发现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关怀是源于耶稣基督这个推动力。1919年这两种团体结合起来，成立了红十字会和红新月社联盟。今天有超过145个国家参与在这两个团体中，而其中大多数均选择红十字会。 不幸的是邓南特遭遇到严重的财务问题，最后终于破产，丧失了财富和名望。他被逐出日内瓦，在巴黎流浪多年，一直到了晚年，他才总算又风光地回到瑞士。1901年他得到第一届的诺贝尔和平奖，和帕西(F.Passy)共同获得。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红十字会，更遑论是红新月社了。 巴斯德 巴斯德医生(1822-1895)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医学和健康领域的贡献至今仍大有影响；他对捆菌方面的研究肇始于杀菌和消毒的工作，并研发出多种致命疾病的疫苗，包括狂犬病、白喉等。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巴斯德的研发和那时候当红的达尔文观点背道而驰。亨利墨里斯(Henry Morris)以此描述巴斯德： 毫无疑问，他在拯救人类生命的贡献上比任何人都伟大，今天大部份的科学家还是会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但是他在世的时候，整个生物研究界都在强烈抵制他，因为他反对「自然发生」的理论和「达尔文主义」。由于他的坚持和周全的实验以及条理的剖析，终于迫使大部份的生物学家和医学科学家放弃「生命自然生成」的观点，以及以此观点为基础的医治方法。巴斯德是个非常虔诚的人，愈老信仰就愈坚定；有人问起他的信仰时，他会回答说：「我知道的愈多，我的信仰就愈接近乡下农夫，如果我能完全了解，相信我的信仰必然像乡下农妇一般笃定。」 撰写巴斯德传记的作者瑞达特(Rene Vallery-Radot)写道：「他的一生始终对神和永生有绝对的信心，并深信神所赐给人在世上追求美善的能力必会延续到另一个国度；福音的美德对他而言一直是存在的。」当这位科学的巨人过世的时候，他一只手握着妻子，男一只手则握着十字架。 现代宣教运动 公元 33 年时，人类的平均寿命尚只有 28岁，到了 1990年时达至六十二岁。这样的差距主要是因为医学的进步，然而也跟过去一两百年间，一些全球性医疗宣教士大事鼓吹相关的健康知识有关。时至今日仍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宣教士在第三世界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例如本章一开始提到的安地斯之音(Voz Andes)医院，对当地的许多病人而言，这是他们唯一可以接触到的医疗照顾。 为了爱主的缘故，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建造了数以万计的医院，最远至边陲地区的丛林；这些医院照顾麻疯病人、瞎子、聋子、跛子和各种伤残的人，而基督徒的医生、护士和宣教士在麻疯病院和各种医院中工作，为了阻止疾病的蔓延，甚至往往牺牲了他们的性命。这些医疗宣教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有多大，谁能估算得出来呢？这些人就是便居住在最不卫生环境中的无数异教徒和野蛮民族，提升生活水准的最重要一群。 西方的医学大部份是借着一些宣教士引进开发中的国家。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医生(他后来成为牧师)如此写道： 早期开发中国家无论在建医院(如在非洲和部份的亚洲地区)、兴学校、订定公共卫生准则等等之事工得以完成，基本上都是起源于教会的关心与教会所带出的活动。 路得塔克(Ruth Tucker)写了一本有关基督教宣教史的书，涵盖教会创始至198O年代初期。她说医疗宣教为主耶稣作了美好的见证：「二十世纪的医疗宣教毫无疑间地是世界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道工作，而且它比任何其它方法更能化解人们对基督教宣教工作的批评。」塔克举例说，甚至到了1935年，中国大陆的医院有半数以上是由基督教宣教士经营的。 此外，没有人能估计在美国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基督教助人的感召而进入医学界的；耶稣基督的确激发了人性中最伟大的冲劲。 预防医学：虔诚的基督徒生活是健康的 今天大家都承认最好的医疗就是预防。基督教中有无以计数的教导，要人不可糟蹋自己的身体，例如不要抽烟、喝酒、性杂交等。活用的基督教信仰是对健康是绝对有益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林前6章 19节)。基督教的教导提醒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将自己的身子看成是「圣灵的殿」，你就不会过一个视你身子如同垃圾筒般的生活方式。 今天在美国可以预防的最大死亡祸首是抽烟；每年在美国有四十万人因抽烟而提早结束生命。他们的死因有「癌症、中风、肺炎、流行性感冒、腑结核、肺气肿、气喘、溃疡、死胎、心脏冠状动脉的问题」。换言之，抽烟每天杀死的人数超过一千人，比美国每年死于交通意外的人数多了八倍。美国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不抽烟乃是出于基督教的信念。我曾亲眼看过，也读过见证，有无数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后放弃抽烟；他们受到耶稣的影响，在生活方式有了诸多的改变，停止抽烟便是其中之一。 在属灵方面有所委身，对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更是有益。这并不是讲道者的意见，而是许多科学研究的结论。最近，精神病医师大卫拉森(David Larson)——他是政府的资深研究员，在国立心理健康中心(NIMH)工作近十年——将一些实验资料编篡起来，所得的结论是：上教堂对你的健康是有益的！马克哈特威博士(Mark Hartwig)在「爱家杂志」(Focus on the Family Citizen)里对拉森的研究做了总结，他写道： 科学研究显示宗教的委身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综合自己和他人的研究之后发现，宗教的委身似乎对人们的生活有非常正面的果效。的确，当他把各种研究资料综合起来，我们会发现结果很精彩。在精神医学方面，92％的研究显示宗教之委身带来良好的效果；家庭医学方面，则有83％的资料显示有利的果效；健康文献也显示81％是正面的，除了延长寿命之外，宗教也可以降低生病的机率。 研究人员说：「很显然地，经常上教堂似乎是个保护因素，可以抵抗众多的疾病。」这段引述取自哈特威博士的文章，他的标题很贴切：「为了健康，上教堂去」。 结论 在跟随最伟大的医生耶稣基督的脚踪之后，许多基督徒在医学领域里作了最了不起的人道贡献。也因此，偶尔总会有一位怀疑论者不得不承认基督教信仰在助人方面具有的正面果效。桑德斯(W.O.Saunders)即在「美国杂志」(Amrican Magazine)中写道： 不可知论者深深被信仰的力量所震撼。他曾见过酗酒者、浪荡者和道德败坏者被信仰所改变。他见过病患、老人、孤独者从信仰中得安慰得扶持。他看见慈善活动的举办，庇护所、医院、育幼院、学校的建造，他势必羞愧地承认，身为不可知论者很少盖医院，很少为孤儿建造家园。 我认为桑德斯先生用「很少」一词已经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就我所知，不可知论者从来没有任何建设。那些建设正是「基督教思想和信念的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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