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五：格雷戈里．A．薄易德(Gregory A．Boyd)博士
薄易德首次和‘耶稣研究会’冲突是在1996年，他写了一部极具摧毁力的著作，批评自由主义者对耶稣的观点，书名为《愤世嫉俗的圣人，还是圣子？在修正主义回潮时代恢复耶稣的真面目》。这部长四百一十页、有大量脚注的学术巨著，被《今日基督教》读者尊为当年最喜读的书。他的另一部甚受欢迎的纸皮书《围攻下的耶稣》，主题相同，但较通俗。
薄易德的其他著作包括获奖的《怀疑者来函集》。他在书中叙述和他那时是怀疑派的父亲，在涉及基督信仰问题上笔战的经过，结果他父亲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还有《上帝在战争中：圣经与心灵的冲突》。此外，他给《圣经注释本》写文章，这是一部为理智地探索基督教真理的人而编写的圣经注释本。
薄易德在明尼苏达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后，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取得神学硕士学位(以优等成绩毕业)，再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可是他并非一个刻板的象牙塔式的知识份子。他满头黑色鬈发，体型瘦而结实，脸上带有幽默的微笑。薄易德像个学术界的喜剧演员 郝伊．曼德尔，也有曼德尔那样十足的运动能量。
从他嘴里喷出的话，就像水管里涌出的水。他以令人昏眩的速度滔滔不绝地吐出精妙的观念和神学思想。他坐在椅子里没有停过，一直在比划着手脚。他甚至没有时间把衬衣插进裤子里去，把散布在办公室里乱七八糟的文件归档，或者把堆集在地板上一堆堆的书放到书架上。他成天忙于思索、辩论、质疑、提问、梦想、沉思、发明，处理一项又一项计划。
事实上，一个事业不够他做。他除了在贝塞尔大学担任神学教授一职外，还是森林山教会的牧师。他充满热爱的讲道，使会友人数从1992年的四十二人增加到今天的两干五百人。牧会的环境有助他面对日常生活的现实。
为了好玩，他和无神论者辩论。他在“上帝存在吗？”这个问题上与已故戈登．斯坦格斗。他就“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与从牧师转为怀疑派的但．派克争论。他在明尼苏达伊斯兰中心主办的节目上，就“神是三位一体的吗”这个问题向一个穆斯林挑战。薄易德心思灵敏，机智迅疾，同情大众，且有雄厚的圣经与哲学知识，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更重要的是，他把通俗文化和严肃学术融会贯通。他对足球与注脚同样精通。他开头一句话可能是对一部新电影不加思索的观察，结句就会成为一个深奥哲学复杂问题的引证。他写其皇皇巨著《三位一体与过程：哈茨霍恩氏两极一神论转向三位一体玄学的批判性评估与重建》时，又看书又看电影，雅俗同赏，安之若素。
他那轻松、口语式的文章风格(还有哪个圣经学家敢用“funk/臭美”和“wacko/疯怪”之类的字眼？) ，使我在挤进二楼他的办公室后，感到轻松自在。转眼，薄易德已经像上好发条那样，准备就绪了。
激进派外围的文章
我决定从普通书报杂志读者的观点出发。“人们拿起一本杂志或是一份报纸，看到‘耶稣研究会’的结论，认为这代表新约学术研究的主流，”我说，“可是情况真是这样吗？”
“不是，”他说，模样好像刚刚咬了一口酸东西。“情况不是这样。但是你说得对，人们确有那种印象。”
他在椅子里转动，直到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来说话。“《时代周周刊》首次刊文介绍‘耶稣研究会’时，”他说，“碰巧正要和一个我想与之打关系的家伙讨论基督教。这个人生性怀疑，对‘新时代’思想又十分热衷。
“我们有个共同朋友住在医院，我去看这个朋友。那家伙已经坐在那里看《时代周刊》。我走进病房，他对我说，‘啊，格雷戈，看起来学者们不同意你的意见’，说着把那本杂志掷了给我。”
薄易德难过而怀疑地摇了摇头，“你瞧，那篇文章令他不再重视我的看法。纵使他知道我是个学者，他仍旧认为这篇文章所说的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除了那些倒霉的基要派。”
我对薄易德说的颇有同感，因为我听过太多人把‘耶稣研究会’与所有学者等同。“你认为那种印象只出于偶然？”我问。
“啊，‘耶稣研究会’就是这样说的，”薄易德回答，“事实上，这正是最恼人的一面，不仅对福音信仰者如此，对其余学者也一样。
“你看看他们的书《五福音》，他们提出‘学术智慧的七根支柱’，似乎在说，只要你想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得照他们的方法、去研究。但是许许多多学者，具有各色各样的背景，对其中一个甚至所有支柱，都持严肃的保留态度。还有，‘耶稣研究会’把他们翻译的圣经叫做‘学者版’，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别的译本都不属学术性的吗？”
他略停片刻，然后单刀直入回答问题。“实情是这样，”他说，‘耶稣研究会’代表的是一小撮过激的外围学者，在新约研究上极之左倾，并不代表主流的学术研究。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也有自己的招牌。他们说他们绝对有自己做事的方法，无讨论余地。”他笑了。“他们打着多样化的旗帜，”他咯咯笑着补充道，“事实上却非常偏狭。”
发现‘真’耶稣
“至少，”我说，“‘耶稣研究会’的参加者对他们的目标非常坦率，是不是？”
“是的，确实如此。他们说得非常清楚，他们要把圣经从基要主义中解放出来，令美国人不再认为圣经里的耶稣是真正的耶稣。他们说他们要一个今天的耶稣。其中一人说，传统耶稣的教训不能解决生态危机、核子危机、男女平等危机，所以需要一个新形象的耶稣；另一个人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虚构故事’。”
“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是，他们直接走向群众，不去诉诸其他学者。他们要把他们的调查结果拿出象牙塔，带到市场上去影响大众意见。他们在心里想的是一个全新的基督教形式。”
新耶稣、新信仰、新基督教的观念引入入胜。“请告诉我‘耶稣研究会’发现的这个新基督，是个什么样子？”我问。
“基本上，他们发现的是他们心理要找的东西。有些人认为耶稣是政治革命家，有的人把他当成宗教狂热份子，有的认为他是魔术师，是女性主义者，或是平等主义者：还有人认为他是个颠覆份子——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他说。
然后薄易德集中火力对准基本问题，“但是有一点他们全都同意：耶稣首先必须是个自自然然的人。”
“换句话说，不管你怎样说，耶稣是个跟你我一样的人。也许他是个非凡的人，别人不能，他却能渗入我们的内心，发挥我们的潜力，但是他绝非超自然的人。
“所以他们说，耶稣和他的早期信徒并没有把他当作神或救世主，他们也不认为他的死具有什么特别意义。他被钉十字架是一件不幸、是死非其时的事件；后来说他复活，只是用来冲淡当时悲惨的现实。”
使证据得直
我站起来溜到他的书架那里，思索下一个问题。“好吧，但是你自己相信耶稣复活，也许你的信心过分影响了你的观点，”我说。“‘耶稣研究会’说它在没有偏见地追求真理，不同于那些在宗教上像你这样存有成见的人。这些人要履行他们神学上的责任，有一个神学议程。”
薄易德在椅子上转身面向我。“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他坚持。“耶稣研究会的参加者把一大套假定带进他们的学术领域，虽然我们也都这样做，不过程度上大有差别。
“他们的主要假设是——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不带偏见的学术研究的产物——福音书甚至一般地说都不可靠。他们一开始就得到这样的结论，因为福音书包括了历史上似乎不可能出现的事物，诸如在水上行走、死里复活等奇迹。他们说，这样的事根本就没有。那是自然主义的主张，说自然或物质世界每一个果，必然有一个自然的因。
“是的，难道人类不是这样生活的吗？”我问，“你是说我们应该在每件发生的事情后面去寻找超自然的解释？”
“大家都会同意，如果没有需要，就无须找超自然的解释，”薄易德说，“但是这些学者却说，人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他们以为历史上一切事情，根据他们的经验都能了解。这是个假设，他们就在这个假设下运作。由于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超自然事，便认定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奇迹。
“这就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从一开头就排除超自然，在这个假定上他们说，‘现在把有关耶稣的证据拿来’，难怪他们得到那样的结果！”
我想扭转一点局面。“对，那么你会怎样进行？”
“我同意如无必要，不必诉诸超自然，首先应寻求自然解释。我自己在生活上就是这样做的。一棵树倒了——好吧，也许树里有白蚁。然而有可能是天使把它推倒的吗？啊，我不会作这样的结论，除非有确实的证据。
“这个我同意。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那巨大得惊人的假设，认为我们已对宇宙认识得够多，有本领说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绝不能超自然地干预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常专横的假设，不是以历史为根据的假设，而是玄学。
“我认为在历史研究上，应该用相当程度的谦卑去说，‘你知道吗？很有可能耶稣基督真的死后复活了。很有可能他的门徒的确见过福音书里所说的事。’假如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充分说明这证据，让我们来研究研究这个可能性。
“我认为只有那样才能给这证据一个公平的审查。”
评论批评标准
‘耶稣研究会’的人认为，耶稣从来没有说过福音书中大部分的话，为了要得到这个结论，他们用的是自己那一套假定和批评标准。但这些标准合理吗？适当吗？或许它们一开始就渗入了不可告人的成份？就像那灌了铅的骰子，一掷下去要它们有什么结果，就能有什么结果？
“他们的假定和批评标准的问题可不少，”薄易德开始分析那个团体所用的方法。“例如，他们假定耶稣说的话是后来教会加进去的，除非有人另有坚实的证据认为不是。这个假定来自他们不相信福音书，来自他们假定超自然的力量不会出现。
“史学家运作时，通常都把举证的责任放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去找出虚伪或不可靠，因为一般说来，人不是嗜谎者。没有这个假定，我们对古代史就知道得很少了。”
“‘耶稣研究会’把这个法则翻转了过来，他们说你得正面证明话是耶稣说的，然后他们提出大成问题的标准来衡量。没错，学者可以用适当的批评标准来考核耶稣是否说过这句话，但我反对的是：‘要是耶稣不符合这些标准，他一定没有说过这句话’——这种否定式结论便成问题。”
在这种理论范畴中进行讨论，不能让我清楚了解。我需要一些具体例子，好追随薄易德的论点。“请告诉我一些他们使用的批评标准，”我说。
“一个叫做‘双重不同，’”他回答。“这就是说，如果一句话不像是犹太拉比或是后来教会说的，他们就相信耶稣说了这句话；否则，他们便假定那句话是犹太教或是基督教混入福音书中的。
“问题显然在于耶稣是个犹太人，他创建了基督教，如果他说的话听起来像犹太教又像基督教，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但是他们便用这个标准取得反面的结论，认为耶稣没有说过这句话。
“另外一个批评标准是‘多重证明’，是指如果这句话在不只从一个来源找到，才能肯定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要证明一句话是谁说的，这倒是个有用的测验方法，但为什么只从一个来源找到这句话，便说它站不住呢？事实上，大部分古代历史根据的都是一个来源。一般说来，如果一个来源被认为可靠，这句话便应该被认为是可信的，纵然不能由其他来源证实。老实说，有的是理由认为福音书可靠。
“纵使耶稣的话能在两、三本福音书里找到，他们不认为这符合多重证明的标准。假如一句话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里找到了，他们只认为这是一个来源，因为他们假定马太与路加写他们的福音时，根据的是《马可福音》。他们不知道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马太与路加使用《马可福音》的理论持严重的保留态度。有了他们这种想法，你就会明白，要证实多重证明，为什么极端困难了。”
薄易德还要继续说下去，可是我告诉他，他已阐明了所说的论点——渗入不可告人成份的批评标准，就像灌了铅的骰子，必然能取得他们从开头就想得到的结果。
行奇迹的耶稣
自然主义派学者所用的一个方法，是寻找耶稣与古代史上其他人之间的相似点，用以证明耶稣说的话和事迹并非独一无二的。他们的目标是想否定耶稣是与众不同的看法。
“你怎样回应这个？”我问薄易德。“有些古代拉比，他们用符咒驱除邪魔，或者求雨而得到雨。有些学者于是说，耶稣只不过是犹太教中一个行神迹的人。这些比拟站得住脚吗？”
薄易德这个雄辩家可真有本领，对付这个复杂的问题，他不用笔记帮忙就能逐点回答。我很高兴将访问录了音，要是作笔记，恐怕永远也赶不上他那口若悬河、连珠炮般的速度。
“实际上只要你肯仔细观察，这些比拟很快就会垮台，”他开始回答，说话速度越来越快。“首先，耶稣超自然的能力在犹太历史上是罕有其匹的。
“第二，他行的奇事十分超凡。他求雨得到的不止是下雨；我们说的是瞎子、聋子、麻疯病和跛子得医治，暴风雨得止息，五饼二鱼喂饱许多人，人死复生。这是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的。
“第三，耶稣最大的特色是他凭自己的权柄行奇迹。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路l1：20)——他指的是他自己。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他确实把自己所做的归功于圣父，但你从没有见他要求圣父去做他做的事——他是以圣父的权柄做的。关于这一点，他确是无匹的。
“这完全符合耶稣关于自已的另一种说法——‘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 28:18)、‘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约 5:23)、‘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路 21:33)。你在哪里也找不到犹太的拉比这样说话。”
我给他连珠炮般射出的滔滔雄辩压得透不过气来，咯咯地笑着说，“你的论点是什么？”
薄易德也笑了。“将耶稣所行的奇迹和拉比相提并论，”他说，“那是非常、非常牵强的。”
耶稣与希奇的阿波罗尼厄斯(Apollonius)
我不会被薄易德能言善辩的本领慑服，决定提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耶稣与一个泰安那的阿波罗尼厄斯之间似乎十分类似。
“你当然知道得跟我一样清楚，”我对薄易德说。“这里有个第一世纪的人，据说他能医人的病，还能驱除邪魔；他能叫一个死去的女孩复活；死后还在他的几个门徒面前显现。人们指着那些事迹说，‘啊哈！如果你承认阿波罗尼厄亚的故事是传说，为什么不说耶稣的故事也是传说呢？’”
薄易德点头表示他过去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我承认起初觉得实在了不起，”他说，“我在大学时首次听到阿波罗尼厄斯的事，真是大吃一惊。但是如果你肯平心静气地研究历史，你会发现所谓的类似根本就站不住脚。”
我要的是细节，不是泛论。“开始吧，”我说，“用你最好的招数把它打下来。”
“好吧，首先，给他立传的人菲洛斯拉图在阿波罗尼厄斯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开始写作，而福音书写于耶稣身后不到30年。距离事件越近，传说发展、错误或记忆混乱的机会就越少。
“另外一件事是我们有四部福音书，且从保罗那里取得旁证，能够和非圣经学者如约瑟夫取得某种程度的反复核实。就阿波罗尼厄斯而论，我们面对的只有一个来源，再加上四福音书通过了用来评估历史可靠性的标准测试，但是我们对阿波罗尼厄斯的故事，就不能那样说了。
“还有，菲洛斯特拉图是受一位女皇的委任写这部传记，把一座庙宇奉献给阿波罗尼厄斯。这女王是阿波罗尼厄斯的门徒，所以菲洛斯特拉图有金钱上的动机去粉饰故事，使女王得偿所愿。另一方面，福音书的作者写耶稣故事，非但得不到好处，还有极大坏处。而且他们没有如金钱之类的隐秘动机。
“此外，菲洛斯特拉图写作的方法和福音书大不相同。福音书有十分值得信任的目击观点，就像那里有架摄影机似的。但菲洛斯特拉图的文字含糊其词的地方很多，像‘据报…’或‘有人说这个小女孩死了’；‘有的说她只是病了’。值得赞扬的是，他写时带有几分保留，把故事当故事来写。
“这里可有一件大事：菲洛斯特拉图是三世纪早期在卡帕多西亚写作，基督教已经在那里流行了一段时期。所以如果有谁借人家材料的话，借方应该是菲洛斯特拉图，而不是基督徒。你可以想象得到，阿波罗尼厄斯的门徒们以基督教为竞争对手，说道，‘啊，是吗？耶稣能做的阿波罗尼厄斯也能做！’
“最后一点，我愿意承认，阿波罗尼厄斯也许做过一些惊人的事，或者至少弄虚作假使人相信他做过。但是无论如何这不能丝毫减轻耶稣的证据的份量。纵使你承认阿波罗尼厄斯的证据，你仍然得面对耶稣的证据来就事论事。”
耶稣与“神秘宗教”
好吧，我心里想，让我们再试试这一项。许多大学生在学校里听讲师讲耶稣，说他一生中的许多事迹只是古代‘神秘宗教’的反映，那些神秘宗教里面有的是神死后再生的故事，还有施洗和圣餐之类的礼节。“关于这些类似之点，你有什么意见？”我问。
“二十世纪初，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议题，但是后来销声匿迹了，因为给驳斥得体无完肤。首先考虑的是所涉及的时间。如果你要讨论谁向谁借的问题，方向应该是从基督教到神秘宗教，反过来则不然。
“还有，神秘宗教是自己动手搞的宗教，它们东借西凑拿人家的观念；犹太人则力保他们信念纯洁，不受外界影响。他们认为自己是个自世俗中分别出来的民族，坚决反对异教徒的思想和仪式。”
对我而言，最有兴趣的类比，是那些说有些神死后复活的神话。 “这些故事不是和基督教说的类似吗？”我问。
“尽管有些神秘宗教有它们的神死后复生的说法，这些故事是以自然界的生死循环作核心的，”薄易德说。“庄稼秋天死亡，春天再生。人们对这种生生不息的现象感到惊讶，他们通过神祇死后复生的神秘故事来表示他们的惊奇。这些故事总是以传说的形式出现。他们描写的是‘从前’。
“拿这个来和福音书对耶稣基督的描写对照，他们讲的是几十年前确实存在过的某个人，还提及名字，譬如说在彼拉多主持下被钉十字架，那是该亚法任大祭司，亚力山大和鲁孚的父亲背过耶稣的十字架。这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据说发生在‘从前’的故事一点也不相同。
“而且基督软和生命循环或庄稼收割没有关系。基督教是一个确实的犹太人的信仰，也就是死人复活，永生以及与神和好等等，这在神秘宗教里是没有的。
“至于说新约中对洗礼与圣餐的教义来自神秘宗教，那是胡言乱语。首先，这种假定的证据来自二世纪以后，因之任何假借，都是由基督教借出，而非借自神秘宗教。
“你若看得仔细些，这种类似之处就消失了。例如，在密特拉教里，门徒要升高一级，就得站在被屠的一双公牛下面，那样他们就能在公牛的血里肠里沐浴。然后他们和别人一起吃那只公牛。
“现在，你说犹太人会在这里面找到吸引人的东西，还要把这种野蛮习俗作为他们洗礼和圣餐的楷模吗？实在难以置信！所以大多数学者都不赞成这种说法。”
秘密福音书和会说话的十字架
虽然薄易德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他的头脑却敏锐细致。他对这些吹嘘过甚的类比的分析，不留下丝毫怀疑的余地。所以我决定进入媒体时常谈论的另一区域：‘新发现’，‘耶稣研究会’的参加者往往以此为题著书立说。
“大众媒体关于《多马福音》、秘密马可、十字架福音与Q写的很多，”我说。“真的有什么新发现，改变我们对耶稣应有的想法吗？”
薄易德恼怒地叹了口气。“没有，没有什么新发现提供认识耶稣的新资料。《多马福音》早就发现了，只是到了现在才用来制造另外一个耶稣。关于《多马福音》，有些学说可能是新的，但是福音本身并不新。
“至于Q，这不是一项发现，而是一个学说，已经流行一个半世纪之久了。它想要说明路加与马太资料的共同处。新的地方是那些左派学者用大可置疑的办法，将他们预设的假定把这一假设的。分割成不同层次的传说发展，用以支持他们预先想好的理论。”
我知道约翰．多米尼克．克罗森，说不定是‘耶稣研究会’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曾对一种叫做“秘密马可”的福音提出过一些强有力的主张。他主张“秘密马可”可能是未经审查删削的《马可福音》版本，里面有给宗教界内幕人士阅读的机密材料。有些人用这本书主张耶稣实际上是个魔术师，以及若干早期基督徒是同性恋者。这种阴谋设想最能博取传媒的鉴赏。
“关于这个，你有什么证据？”我问薄易德。
他的回答来得很快。“没有证据，”他说。
虽然他认为根本不值得花时间去阐明，我还是要求他把他的用意解释一下。
“你要注意，我们没有‘秘密马可’，”他说，“我们有的是一位学者从亚历山大的革利免，在二世纪晚期找到的一句引文，据说来自这部福音，到了现在，神秘莫测地连这句引文也不见了，失去了踪迹。
“我们没有这部福音，没有出自这部福音的引文；就算确有引文，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可以提供关于历史上的耶稣，或是早期基督徒对他的想法，以及任何可靠的信息。此外，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革利免在接受伪造的作品上，是有非常轻信的成绩记录的。
“因此，‘秘密马可’是一部并不存在的著作。为一部现在不存在的文本所引用，而引用的人又是一个二世纪后期作家，以引证天真闻名，绝大多数学者对这都不予置信。不幸的是，那些瞎扯的人的言论却得到广泛的报导，因为传媒喜欢耸人听闻的事。”
克罗森也相信他称为“十字架福音”的书，“这部福音会好一点吗？”我问。
“不好，大多数学者都不相信它，因为它包含了非常希奇古怪的传说资料。例如说，耶稣从坟墓里出来，大得高出天外；十字架从坟墓里出来，真的在说话！显然，严肃的福音书远比这种记载可靠得多。它和后来的伪经乃一丘之貉。事实上，它依靠的是圣经资料，所以写成的时代应该靠后点。”
‘耶稣研究会’和绝大多数的圣经专家不同，他们把《多马福音》抬高到特别的地位，与四本传统福音书并列。在本书第三章，布鲁斯．梅茨格博士强烈地批评他们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我问薄易德有何意见。“为什么不应该给多马那么高的地位？”
“人人承认这部福音受到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极为重要的影响，诺斯底主义是二、三、四世纪的一种宗教运动，据说有秘密洞见、知识或启示，可以使人认识宇宙的奥秘。人靠知识得救——gnosis是‘知’的希腊字，”他说。
“所以大多数学者都把《多马福音》的写作时代放在二世纪中期，和当时的文化环境相配合。让我举个例子：耶稣据称说过‘把自己变成男性的每一个女人都可以进天国。’这和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对待妇女的态度全然格格不入。但它适合诺斯底派的思想。
“可是‘耶稣研究会’又武断地抓住《多马福音》的某些段落，主张这些段落代表一种有关耶稣的早期传统，甚至比“正经”中心的福音书还早。
“由于这些段落没有一个说耶稣提高过自己的地位，或是行过超自然的奇事，他们认为这是最早对耶稣的看法，他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整个推理只在兜圈子。他们认为《多马福音》中的这些段落为时最早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它们包含一种对耶稣的看法，和这些学者心目中原来的耶稣一样。事实上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二世纪的《多马福音》优于新约中的第一世纪的福音书。”
历史与信仰的关系
历史的耶稣和宗教中的耶稣：‘耶稣研究会’认为二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的耶稣是个聪明、机智、反正统文化的人。他从来没有主张他是圣子，而宗教中的耶稣是一大堆行好事的观念，帮助人过正直生活，但最后证明只是一厢情愿。
“历史上的耶稣与宗教上的耶稣不只有天壤之别，”我提出这个问题时薄易德回答。“假如你不信耶稣是神，不信人与上帝和好的一切说法，二者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彻底的矛盾。
“一般说来，他们给宗教中的耶稣下了这样的定义：是对人有重大意义的宗教象征，例如说耶稣是神、十字架、自我牺牲的爱，还有复活之类。纵使人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依然能鼓舞人过善良的生活，克服生存的疑虑，发挥新的潜能，在失望之中使人重振希望——这些都是空话、大话、废话。”他耸了耸肩。“对不起，”他说，“这样的话我听得太多了，我的耳朵里容不下它们！
“因此，这些自由主义者说历史研究不能够发现宗教中的耶稣，因为宗教中的耶稣并非植根于历史，他只是一个象征，”薄易德继续说。“可是你要注意；耶稣不能是任何东西的象征，除非植根于历史。《尼西亚信经》并没有说，‘我们但愿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它说的是‘耶稣基督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后第三天升到天上’，从那里一直继续下去。
“神学中的真理乃扎根于历史事实，那是新约说话的方法。瞧瞧《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彼得讲道。他站起来说，‘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大卫…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徒2：22-36)
“把奇迹拿开，你就拿走了复活，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传扬的了。保罗说过，‘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薄易德停了一会，把声音放低，从讲道降到个人信心的热烈见证。“我不要将生命建立在象征上，”他坚决地说，“我要真实的东西，而基督教信仰永远是植根于真实之上。不能植根于真实的东西，是自由主义者学者的信仰。他们才是空想的追随者，但基督教并非空想。”
结合历史与信仰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耶稣研究会’所说的耶稣——一个象征性的耶稣，不过除了幻想，他们无力提供任何东西给世界。在我们放下这个问题以前，我要听听薄易德的耶稣。我需要知道他作为一个神学教授研究所得和撰写学术论著的耶稣，是否和星期天早晨在他的礼拜堂里讲的是同一个耶稣。
“让我把这一点弄清楚，”我说，“你的耶稣——和你有关系的那个——是历史上的耶稣，也是宗教中的耶稣。”
薄易德为了强调，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就好像我踢美式足球刚刚触地得分似的。“是的，正是这样，李！”他叫出声来。他把身体移到椅子边缘，精确详细地说明着他的学问和信心所带给他的信仰。
“就像这样：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的爱会超过那个人真正有的。但是爱仍是植根于那个真实的人。例如你爱你的妻子，因为她美貌绝伦，性格与心地都很好，对人和善。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你妻子的事实，因此你爱她。
“但是你的爱不仅只于此。你虽知道妻子的一切事实，仍可不爱她或不信任她，但是你却爱她也信任她。所以你的决定是超越证据的，但所依据的也是证据。
“爱耶稣也是这样。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要跨过他的历史事实，可是这关系是建立在他的历史上的。我根据历史证据信了耶稣，但我和耶稣的关系超过了那证据。我得相信他，每天和他同行。”
我插嘴说，“是的，但是你是否承认基督教在关于耶稣的事上提出了一些主张，很难让人置信。”
“是的，当然我承认，”他回答，“这也正是我何以乐于见到我们有这么多难以相信但坚实的证据，证明所主张的都是真的。
“对我而言，”他补充道，“归根结底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可以和基督信仰相比。有了证明耶稣的证据，就是门徒所说的——他行过那么多奇迹，死后从坟墓里复活，说了那么多他是谁的话，要我们相信‘耶稣研究会’的左翼学者所说的话，这远远超越我们的理智，简直像光年那么远！
“这些学者有什么呢？他们所凭的仅是一部散佚了的‘秘密’福音——在第二世纪末期一封信里简短的引述，这封信不幸只有一个人看过，后来甚至连信也失踪了。他们有一份三世纪对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记载，其明星是个会说话的十字架。比一小撮还要少的学者认为它比福音书还早。他们有一项二世纪诺斯底主义者的文件，其中有几部分，几个学者想把写作日期提早，以支持他们自己的事先构成的看法。他们还有一项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假设上的假定文件，由于他们转圆圈的推理方法，给切割得越来越薄了。”
薄易德在椅子上蓦地向后一倒。“不，抱歉得很，”他摇着头说，“我不相信这个。我要相信福音书——它们已经成功地通过了历史审查的测验——比寄望于‘耶稣研究会’所说的话理性得多。”
批评纷至沓来
回到汽车旅馆以后，我在心里把对薄易德的访问重温了一遍。我和他的感觉相同。如果宗教中的耶稣不是历史上的耶稣，他就没有权威，也就没有意义。除非他植根于事实，从坟墓中复活以奠定他的神性；否则，他只是一个要人做好事的象征，与圣诞老人同样没有分别。
有很好的证据证明耶稣不止于此。我已经听过有充分证据的目击者的话，有书面，有旁证与科学证据，支持新约所说他是神道成了肉身。我已准备再度上路，发掘出更多关于他的品格与复活的历史资料。
薄易德并不是惟一一个大声反对‘耶稣研究会’的人。他只是与日俱增的抨击声音的一部分。批评不仅来自著名保守派布道家，也来自其他受人尊敬的学者，代表着广阔神学背景。
一个例子近在我所住的汽车旅馆的床头柜，我伸手到那里去拿最近购买的《真正的耶稣》。著者是庐克．蒂莫西．詹森博士，埃默里大学坎得勒神学院里，极受尊敬的“新约与基督教源起”教授。詹森是天主教徒，是圣经学者，写了若千部有影响的书籍，他原本是本笃会修士。
詹森有系统地讽刺‘耶稣研究会’，说它‘绝不代表新约的学术精英’，指它搞的是一套怀有偏见、诋毁福音传统的把戏，结果‘早已在事前决定’。他在结论中说，“这不是负责任或者批评性的学术成就，它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字谜游戏。”
他进一步引证别的卓越、具有类似意见的学者，包括霍华德．克拉克．基博士，他称研究会为‘学术界的耻辱’；以及杜克大学的理查德．海斯，他在《第五福音》的书评中断言，“这本书主张之点不管在什么法庭里都站不住脚。”
我把书合上，灭了灯。明天我将继续猎取证据的行程，寻找站得住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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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事项
可供思索与团体讨论的问题
1．你看过‘耶稣研究会’所持意见的新闻记载吗？你对报导的内容有什么反应？那些文章是否给你一种印象，研究会的调查结果代表的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你看到新闻媒介报导这一类的问题有什么危险？
2．在你对耶稣进行你自己的研究的时候，你应该一开始就排除超自然的任何可能性，还是应该考虑所有的历史证据，即使它指示奇迹曾经发生过？为什么？
3．薄易德说，“我不要将生命建立在象征土，我要真实的东西…”，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为什么？说耶稣是希望的象征，这足够吗？或者你认为对你重要的是相信他的生平、教导和复活乃植根于历史，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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